神靈早期的形象

很早以前，神靈的形象就開始逐漸被標準化。一〇七七年，根據關羽隨身攜帶的「朱漆杆鋸刀一口」和祂的戰馬，一支在遙遠南方作戰的山西士兵在當地一座寺廟中，認出作為神靈的關羽。在十三紀早期，一位來自平遙、為蒙古人作戰的將軍對關羽形象的想像更為具體。在其從軍的早年時光，他經常夢到一位端坐在馬鞍上的長髯將軍，這位將軍手舉大刀，看上去就像關王。長髯將軍告訴他不必害怕，因為自己會保護他。後來他在一棵蛀空的桑樹下發現關王的畫像。此後，每逢戰役，他必拜關王，而每一次戰役的勝利，他都感覺彷彿有神靈護佑。在第二章中，我們討論十二世紀晚期洪邁記述的一個故事。在那個故事裡，官員的疾病被一個長髯巨目的傢伙所治癒，隨後那位官員拜訪玉泉山上的寺廟，在那裡見到被供奉於亭閣中的關王塑像，猛然意識到這就是他夢中所見之人。自此以後，他便將神靈的畫像供奉於家中。所以在早期，人們就根據自己周邊流傳神靈的相關具體描繪展開視覺想像，其中最中心的要素就是鬍鬚和大刀。隨著關羽畫像、塑像等視覺性材料的傳播，以及神靈被納入道教儀式和地方巫覡的驅魔儀式，這種反映於文獻中的（神靈形象的）標準化進一步加劇。

現存最早的一幅年畫非常細緻地刻畫神靈的形象。在此後的一段時間中，我們知道這樣的畫像普遍存在各類儀式和文化實踐。這幅獨特的年畫沒有標明日期，僅僅加蓋平陽府（今山西南部）徐家的印鑑。一九〇八年，在對甘肅一座廢棄的西夏城池進行發掘時，一群來自俄羅斯的探險家發現這幅畫作，它肯定是由中原的商人帶至此地的。在同樣一個地方，人們已經發現大量晚至元代（一二六〇—一三六八）末年，可以明確具體時間的物品。之前，這幅畫的繪製時間被遠溯至金代（一一一五—一二三四），但這似乎不太可能，因為如果按照這一說法，那麼在一三七二年明軍攻陷這座城池、隨後又將其廢棄之前，這幅畫像已經被人們持有一百多年了，而眾所周知，年畫的紙張是非常脆弱的。即使繪製於元代末年，它仍是現存最古老的關羽畫像之一。在這幅畫上，關羽身後有三位隨從，椅子前面還有兩位。畫上還有神靈的封號，其中一位隨從手持書有「關」字的大旗，關羽標誌性的三綹長髯也出現在畫上；另外一位隨從則舉著祂的大刀。不久，和關羽一起被殺的兒子關平，以及忠實的支持者周倉──一位在宗教和文學傳統中被虛構出來的人物，將會站立於關羽的兩廂。

由於當普通的崇拜者在夢中或其他情境下「遇見」神靈時，需要確定祂的形象，所以儀式專家有必要在他們的宗教儀式中召喚關公。在儀式過程中，他們不能出現任何失誤，因為一次錯誤的神靈召喚會帶來大量的麻煩。一些大致可以確定形成於十三世紀的儀式文本，如是描繪關羽的形象：

元帥重棗色面，鳳眼，三牙鬚，長髯一尺八寸，天青結巾，大紅朝服，玉束帶，皂朝靴，執龍頭大刀，有赤兔馬隨。常用喜容，如馘，攝怒容，自雷門而至。

這則材料中關於關公形象的許多細節，都和祂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相吻合（反之亦然），除了祂所穿的紅色長袍（在此後的傳統中被綠色長袍所取代）外，神靈還手執龍頭大刀，很明顯地暗合道家文獻中祂曾於鹽池驅龍的事蹟。這些儀式文本包含若干神靈的畫像，都繪製於儀式過程中；儘管我們現在僅僅能看到神靈形象的輪廓，不過祂標誌性的大刀（包括刀上的鋸齒）和武將的姿態，還是很容易識別的。

處決蛟龍

如果從現代人的視角來看，驅趕蛟龍以抑制地方洪澇與國家的財政預算之間似乎並沒有什麼關聯，但當時的人們卻不這麼想。由於宋金元時期解州的鹽池對國家財政意義重大，這一時期的國家政權對所有導致鹽池停產的問題都極為關注。解州鹽池的主要問題是洪澇，通常需要興建大量的水利工程來解決。在關公信仰的傳說中，人們認為某次洪澇災害是蛟龍作祟所致，處決蛟龍成為當務之急。三十代天師張繼先（一〇九二－一一二七）召喚出關公，最終成功制伏這個邪靈。這個故事與關公幫助修建玉泉山佛寺的故事，都成了關公神靈生涯中標誌性的神話傳說。在本節中，我們將會研究道教的除蛟故事，以及這一或真實或想像的事件在關公信仰的流布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由於道教內部將這一故事定位於北宋徽宗年間，以下我將這個版本的故事稱為徽宗版。

驅趕蛟龍

在與道教傳統結合最為緊密的徽宗版故事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洪澇使得人們無法採集鹽塊。這一版本的故事也有可能來自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一一〇五年，人們在鹽池上興建大量工程，以解決洪澇帶來的嚴重引流問題。元代傳記作者胡琦引用南宋初期有關修復這一地區水分蒸發系統的討論，其中指出有「數百官員曾前往道賀」。很明顯，這是一次在朝廷中影響極大的事件，而道教科儀專家也很有可能參與本次事件。

在解州水利工程完成的同時，禮部下令賜封當地廟宇，其中包括解州鹽池邊供奉不知名神祇的神廟。當陽縣的幾座崇奉關公及其兒子關平的神祠也在這次賜封中獲得封號，但解州的關公廟卻不在其列。儘管此時關羽獲得的兩個封號與本章之後將要分析的傳說中的封號並不相同，但是一一〇五年這個年分，則與道教傳統版本的故事中所定位的徽宗崇寧年間（一一〇二－一一〇六）相吻合。

解州鹽池中有蛟龍作祟的敘述，也與徽宗年間的宗教氛圍相契合。朝廷此時招募道教科儀專家，並試圖透過他們的神力來解決當時的各種緊迫問題。這些問題既包括宮廷裡的靈異現象，也包括野蠻的外族人對中原的威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朝廷對溫州人士林靈素（一〇七六－一一二〇）的尊崇。在失去朝廷的禮遇之後，林靈素回到他的家鄉，而其他的神霄派成員如王文卿（一〇九三－一一五三）等人則繼續傳播這一派的科儀。這一時期，龍虎山的天師派凌駕於一部分道教傳統之上，南宋開始，天師派才真正開始占據道教主流地位，並一直延續到清末。正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所指出的，朝廷與道教專家之間的關聯開始於徽宗的父親神宗（一〇六七－一〇八五）及徽宗的兄長哲宗（一〇八五－一一〇〇）時期，但這一關係到徽宗朝時變得更加緊密了。

宮廷中的靈異事件對當時的道教科儀專家構成巨大挑戰。我們無法判斷這些記載中有多少是用來抹黑徽宗朝及其所招納道士的流言，畢竟，在傳統中國，大部分人都會在人生的某個階段被某些奇怪的現象附體，並前往不同的驅邪專家那裡尋求解救。一個較早的故事來自洪邁。他的父親是一位重要的外交官，並與徽宗時期的朝廷關聯緊密。洪邁講述了一個一一二〇年間發生在徽宗朝最為重要的政治人物，時任宰相的蔡京（一〇四七－一一二六）府邸中的驅邪故事。寶籙宮中的道士和京城中其他知名的道士均對作祟的妖邪束手無策，蔡京只得請來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天師在邪祟以火來攻時靜坐不動，並最終成功收服這一能量極強的邪魔，隨後將祂發配海外。在另一則史料中，徽宗於政和年間命天師前往同州收服一條為害當地多年，食人無數的白蛇。一場激鬥後，張繼先成功完成使命。蔡京與張繼先之間的聯繫十分微妙，因為透過他的姻親胡師文的關係，他與天師在解州鹽池驅邪趕鬼的故事也產生了關聯。我將在後文中進一步展開討論。

神人之間

關公（Lord Guan）或關帝（Emperor Guan），是中國最受歡迎和影響最大的諸多神靈之一，正如佛教的觀音菩薩一樣。關公信仰肇始於唐代後期並一直持續到現在。本書不僅是對關公信仰本身的研究，同時也是對口頭文化在一個文字變得越來越重要的世界中如何保持其巨大影響力的研究。我們將逐一討論關公信仰興起的各個階段：剛開始，祂以餓鬼的形象出現，之後在唐代（六一八－九〇七）被一位著名的佛教高僧所點化，皈依佛門，成為佛教伽藍神，到了宋代（九六〇－一二七六）又被道教張天師招募成為驅魔將軍。緊接著，我們將繼續討論關公作為雨神，作為對抗惡魔、野蠻人的保護神，並最終成為道德典範和萬能救世主的過程。在關公成神的歷程中，關公自身的威力，尤其是關公利用暴力（violent action）去行善，在其形象演變中始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層面。

當我們關注某一神靈崇拜的時候，就會研究人們對於自己和他人生活中（與神靈相關的）重要時刻的記憶。在本研究涉及的那些記憶中，關公及其相關活動總會在個體或群體的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在那些故事裡，人們常常會記著神靈如何支持和保護他們，甚至如何懲罰壞人。當然，他們的記憶也經常提供一些資訊，包括自己的親身經歷，而不僅僅是作為敘述者講述各類事實和故事。那些對這些故事的形成做出積極貢獻的人，自然也就決定了這些所謂「記憶」將以什麼樣的形式呈現給後人。除了研究那些作為文本保留下來的記憶，我還會透過這些記憶去分析各種不同的行動，儘管相關的內容並不完美也不完整。這些行動包括不時發生的、花費高昂的修建和重建活動、年度的祭祀和巡遊，集體儀式和個體性的崇拜等，在這些活動中為了表達對神靈的尊崇，或者為了便於在儀式活動中列出神靈具體的護佑內容，會產生大量的口頭和文字敘述、戲劇表演和宗教經文等。儘管我無法保證可以顧及關羽崇拜的所有方面，但還是會努力描繪出幾個世紀以來這一信仰合乎情理並具有典型意義的變遷圖景。

在本書中，我們遇到的一些事件是非常個體化的，甚至有些是個人生命中非常私密的時刻。這種私密性的層面通常隱藏在口頭用語或者奇聞逸事中，這些奇聞逸事的重點往往在於突出故事情節的戲劇性，而非揭示隱藏在故事後面的人的情緒變化。此外，還有一些事件則不僅關乎個體，更關乎不同的群體。從鄉村到城鎮、到整個區域，乃至整個國家，這些事件都是更大範圍內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故事中，關公和其他神靈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這些故事化為人們記憶的一部分，它們自身就凝成歷史。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是去恢復這些故事，以便進一步理解在共同歷史背景中被建構的地方認同。

因此，透過研究關公成神的過程，我們將會觸及帝制時期中國的政治、社會乃至經濟等各個層面，揭示出地方社會的焦慮，精英和普通人的關切，有時甚至會討論到居住於深宮中帝王們的憂慮。我們的材料主要源於占社會主導地位的男性作者所撰寫的非常有影響的各類文本，儘管我們往往不是很清楚這些作者確切的社會背景。由於這些作者具有文字書寫的能力，所以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接受過良好教育，但無法判斷他們屬於上層還是下層士紳、是商人還是店主，或者僅僅是地方書吏或衙役。當然，如果我掌握更多的資訊，就會試圖給出更為明確的稱謂。

本書主要針對研究宗教文化的歷史學家，但更面向具有各種不同背景的中國歷史學家，希望他們不要把宗教文化的研究僅僅留給一些（宗教研究的）專家。事實上，如果說我還希望一般的歷史學家能夠從本書中獲得什麼的話，那就是我們應該把宗教文化視為歷史上人們從事各種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等諸多活動中非常重要的動力之一，更關鍵的是，還應該把宗教文化視為社會和教育背景不同的人們所構築的，關於過去共同記憶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無疑是一項關於傳統中國最為重要的廟宇崇拜的個案研究，但也涵蓋很多其他更為廣泛的議題。我們關注的中心始終是與神祇相關的人們的親身經歷、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實踐和他們形塑自身信仰的具體方式。與此同時，我試圖表明在那個我們通常認為文字已經占據壓倒性優勢的時代，口頭文化及透過口頭方式進行文化傳播仍然是引人注目的。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可以看作對口頭文化的知識考古，也就是去發掘那些隱藏在文本與實物背後的口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