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冊》是由起居注官跟在皇帝身邊所記下來的皇帝日常起居作息記錄，是一種最貼近事實的歷史記錄，因是當時人記當時事，很多時候比官修史書或是實錄等史料來的還更為可靠。像是雍正繼位之初，皇室兄弟間的鬥爭等，《實錄》等官書雖然都記述了很多，但終不如《起居注》所記的仔細而原始。
明代以前的歷朝記錄幾乎毀失殆盡，明末也僅剩少數殘卷。但清代則保存完整。清代起居注起自 康熙十年(1671)，至宣统二年(1911)而止，其中除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六十一年 (1722)曾中止外，其他各朝的紀錄都不曾中斷。
雍正朝起居注冊的出版，由聯經與北京的中華書局分別取得國立故宮博物院和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授權。
採取同一版式同一裝幀，分別出版合作發行，限量發行。全套內文接近 28,500 頁，精裝 55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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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門起居注館為清代記注皇帝言行，編纂起居注的機構。也稱作起居注公署，起居注直房或起居注衙門，隸屬於翰林院。
清代於康熙9年(1670)始置起居注院，《清會典》記載:「始置起居注館於太和殿西廊，滿漢記注官侍直。」設於紫禁城內的太和門外。康熙57年3月至61年廢止。雍正元年(1723)後又恢復故事，後成為定制。以日講官兼攝記注官，稱日講起居注官。由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官以原銜兼任。
記注官除隨侍皇帝左右，記注皇帝言行外，還要隨時收錄各衙門的檔冊及有關公文的副本。記注的內容依次為:皇帝的起居、諭旨、題奏、官員引見。
《起居注》的編纂工作，一般是先由記注官作成草本，再由總辦記注官逐條查證增改，最後送掌院學士閱定，書年月時間及當值官姓名，冊中用翰林院大印鈐縫。每年十二月底將製作的《起居注》送內閣，再由記注官與內閣學士會同監視儲庫。
根據清朝官方的規定，《起居注》記錄也是有一定次序的。每天的記事以皇帝的起居為第一要項，又可分為祭祀、行禮、問安、駕臨、駐蹕等事。
其次是皇帝所頒的諭旨，以當日事務大小輕重為序，若事關壇廟陵寢的必須首載。
至於臣工們的題奏，則分部本與通本來處理:凡是部本，規定的先後次序是內閣、宗人府、翰林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凡是通本，則先記總督、後記巡撫，總督先後則以省分為序。
最後是官員引見，先分吏部、兵部等單位，再別以京官、外官;八旗官員以旗分為序。
總之，《起居注》所記的內容，井然有序，不可紊亂。
清朝《起居注》的數量也是值得一述的。雍正恢復《起居注》記寫舊制，而且規定每月兩冊，一年二十四冊，閏年二十六冊，從此歷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諸朝，沒有改變，所以製作的總數量是相當可觀的，而且這種第一手史料至今絕大多數仍存在，對研究清史的人來說，真是幸運異常的。
雍正皇帝(1678‐1737)一朝共十三年(1723‐1737)，上承康熙，下啟乾隆，在有清一代佔有重要地位。雍正45歲才即位，在處理政事上已非常熟練，尤其對雍親王時期的經歷十分自負。他在位期間勤於政事，勇於改革，政績卓然。他甚至曾經自評:「朕反躬內省,雖不敢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后,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
雍正格剛毅，也殘忍無情，施政手段雷厲風行。雍正初年也有不少文字獄案，如名教士人案與呂留良案，對虧空庫銀的貪官處置起來也毫不手軟，知名的案例包括江寧織造曹頫的抄家。還有對兄弟允禩、允禟等人的嚴酷鬥爭、對功臣如年羹堯、隆科多的冷血屠戮，這讓雍正具有精明嚴刻甚至冷酷的複雜形象。社會上的輿論也多為負面，如曾靜投書案，加上野史如清史要略、清宮十三朝演義的推波助瀾，都讓雍正在傳說中多了昏庸愛財，酗酒嗜賭、大逆不道的面貌，從即位到駕崩，過程充滿各種流言蜚語。
實際上雍正在位期間推動很多重大的改革。如創立軍機處、秘密立儲、密摺制度，還有整頓旗務、官紳一體當差，大力推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公、養廉銀、改土歸流、除豁賤民、保甲制度。他也善用各種人才，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臣如張廷玉、顎爾泰、李衛、田文鏡;重用手足如怡親王允祥，果親王允禮等;對外與俄國簽訂恰克圖條約。雍正大力改革了康熙時代的積弊，惟日孜孜，勵精圖治，其實是歷史為數不多能力傑出的君王，也為後來的乾隆盛世打下了深遠的基礎。
雍正繼位之初，皇室兄弟間的生死惡鬥是當時大事，《實錄》等官書雖然都記述了很多，但終不如《起居注》所記的仔細而原始。雍正二年開始批鬥允禩的時候，皇帝降下一些長諭，像二年四月初七日（庚戌），諭文很長，《起居注》中對此部分有相關記載。此外，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辛酉），《起居注》中與《實錄》記述雖大同小異，但也有可觀之處：
雍正是個重迷信、好丹藥的君主，《起居注》裡對這類事的紀錄也不少，而且內容比《實錄》要多。如雍正八年就有記載相關文字。
景印《雍正起居注冊》前言/國際著名的清史研究學者陳捷先
中國在帝制時代，皇帝的言行舉止，每天都由身邊的官員記錄下來，這種日記式的史料，史家稱為《起居注》。寫記《起居注》究竟開始於何時?後世學者有不同的說法，有人以為淵源很久，認為周朝的左史、右史是這類官員的鼻祖。也有人以為西元前兩三百年的中國西漢時代，《起居注》的內容就已經頗具規模了，如顏師古在《漢書》注中說《漢著記》就是日後唐朝的《起居注》，王應麟在《玉海》一書中也有同樣的看法。但是皇帝的《起居注》是多記言行政事的專門史料，不能強調災異曆法，所以有人說顏、王二位的說法可能有問題。《隋書‧經籍志》中記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大家認為這是西漢已有《起居注》的明證。不過，清代的杭世駿則在《道古堂文集》中有文章反對，他覺得劉向、歆父子沒有在《七略》諸篇中標出，而只在晚出的《西京雜記》裡提了一提，並言多附會，所以免不了後人懷疑。因此，西漢或在更早的時代，中國就有《起居注》的說法，似乎還未能成為定論。
東漢以後，政府編撰《起居注》應該是事實了，自明帝(西元五十七年)、章帝到靈帝、獻帝，每朝都有《起居注》，不過當時沒有設置專官，「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
晉、宋、齊、梁、陳、魏、周、隋各朝都有《起居注》，原書雖已不存，但據各朝正史〈藝文志〉中所記，共約有五十三種之多。
唐朝的《起居注》比以前各朝更多更好，不僅特設專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同時在製作數量上也有了新規定，而且定量增多了，據《唐會典》、《唐通典》等書中記「以季為卷」，這表示全年總量為四冊。由此可知，《起居注》在唐朝的發展，確實遠邁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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