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貿易與致命的擁抱（節錄）

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席勒「衝突傾向於有迴旋餘地」的環境裡，目前的中國扮演非常吃重的角色。根據他的想法，那樣的情勢有助於減緩侵略。但這是否已促使中國社會變得更友善且更溫文有禮？答案其實還很難說。某種程度上，從1978年迄今，這個國家確實變得比較自由開明一點，這樣的發展確實局部應歸功於貿易及金融互相依存關係，不過，以中國與外界往來的情況來說，網際網路的影響還比貿易更大一點，幸好共產黨當權派沒有能力徹底控制網路。

就貿易和投資而言，近幾年中國採納了一個可歸納為「現代版重商主義的資本主義」模型。中國經濟政策的終極目標並非提高消費，而是要重建中國在世界上的強權和影響力，並讓執政的共產黨永遠也不會遭受質疑和挑戰。雖然中國家庭收入因經濟成長而增加，但那實質上只是北京當局追求權力的一種便利副產品。為追求出口導向的成長，中國政府近幾年以直接補貼工業製造商的方式，或藉由操縱匯率等手段來提升廠商的競爭力，並貫徹嚴格控管國際收支資本帳的政策。中國持續增加的巨大官方外匯存底，以及中美之間因此而形成的密切金融互賴關係，都是實施重商主義者政策的後果，具體而言，這項政策刻意壓低了本國貨幣的價值，並讓國內儲蓄金額遠遠超過投資金額。到2013年，中國的四兆美元外匯存底已約當其國內生產毛額的40％以上，中國人民銀行也因此成為美國國庫證券最大的外國持有人，2011年時，它持有的部位約當美國國庫證券總存量的32％以上。

那麼，為何美國人會放任自己那麼依賴中國人的資金？答案是，這麼做等於是用極端低的利率向中國借錢，再用這些便宜的資金去購買極端便宜的外國商品，當然，美國並非沒有付出代價──它成熟的煙囪產業工作機會，因中國人的競爭而明顯流失。另外，這還衍生一個令人遺憾的後果：美國人過度慷慨消費的行為吸收了中國的過剩儲蓄，結果導致美國民間部門債臺高築，而美國公共部門的債務也因美國政府赤字增加而大幅膨脹。所以說，儘管中國人迄今仍是世界上最貧窮的民族之一，卻能夠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已開發經濟體之一的消費提供補貼。未來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非比尋常的互賴關係的政治與經濟動態將如何演變。

某些中國人意圖利用財務影響力來左右美國的政策。《人民日報》資深編輯丁剛（音譯）在二○一一年八月的一篇社論裡主張，中國應該利用它的財務武器，教訓一下對台灣出售武器的美國。然而一旦中國這麼做，就必須承擔引發美元崩盤及美國利率上升的風險，這會讓中國投資的美元資產價值嚴重縮水，而且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可讓中國擺這麼多錢。即使是歐洲市場都沒有大到足以吸納這麼驚人的資金規模。另外一旦美元貶值，美國人將會感覺中國商品變得昂貴，因此也會衝擊到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至於美國，它也必須擔心中國可能會為了追求更廣泛的策略野心，而不惜付出龐大經濟代價。的確，如果中國人選擇突然撤回對美國的投資，中國本身也會暴露在美國利率上升、美元急貶且市場陷入恐慌的風險中，到時候，中國經濟極可能陷入蕭條。但美國也有可能因中國經濟趨緩（很多人會這麼預測）而受創。總之，目前美國與中國之間正處於一種金融恐怖平衡狀態，誠如聯準會前主席伏克爾所說，那是一種「致命的擁抱」。不過，美國國防部似乎對這一切胸有成竹。它在2012年的一篇報告上提到：

企圖利用美國國庫證券來做為一種脅迫工具，效果將有限，而且對中國的傷害可能大於美國。由於這個威脅並不可信，且一旦對方採取行動，影響也有限，所以，它無法成為中國用以制敵的選擇，不管是在外交、軍事或經濟領域，而且無論是在和平時期或有開戰危機的情況下都一樣。

或許美國國防部所言不失為事實，畢竟美國國內和全球各地的儲蓄也非常充沛，所以可用來支應美國預算赤字的替代融資來源還非常龐大。然而，這樣的觀點也可能證明是愚蠢的自滿，因為中國的潛在財務影響力大小，將隨著美國需要多少借款而起伏。倫巴德街研究協會主席暨經濟學家杜瑪斯（Charles Dumas）就描述了相關的風險：

這種中—美協力關係並非正式的約定，當然更非婚姻關係……甚至稱不上是雙方意見一致的同居關係。情況看來，那好像是中國自顧自地搬到美國的地下室，取代僕人的角色。《僕人》（The Servant，原本是品特﹝Harold Pinter﹞的一部舞台劇，後來在一九六三年被洛斯利﹝JosephLosey﹞拍成電影）一片明確闡述了這種約定的危險，在這部電影中，主人在社會上一副呼風喚雨的姿態，但回到家中卻扮演完全相反的角色：他日益依賴這個僕人，並將真正的權力轉移給僕人。

實際上，關於中美關係，眾人最關注的是這兩國在推動以各自本國考量為主的經濟政策的同時，造成了多少始料未及的後果。例如，中國的超額儲蓄加上其他開發中國家與北歐國家的儲蓄，是這一場大型金融危機前的信用泡沫的始作俑者之一；因為這些超額儲蓄，諸如美國、英國、西班牙、愛爾蘭和澳洲等國，才會那麼容易取得便宜的住宅與房地產融資，最後促成房地產熱潮。在此同時，用來解決金融危機的政策已導致美國相對人民幣貶值，例如聯準會透過購買數百億美國國庫證券而落實的寬鬆貨幣政策。這向來是中國的痛苦來源，因為在過去，美國總是傾向於利用弱勢美元的手段來讓其他所有人頭痛。然而諷刺的是，美國的國會議員還是不斷攻擊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完全不了解弱勢美元的後果之一，就是中國向美國進口了通貨膨脹。而這已導致中國的實質匯率（也就是調整通貨膨脹後的通貨購買力）升值，它的出口也變得比較沒有競爭力。

美國實質上已經報復了中國的重商主義政策，雖然這個結果是某些基於國內目的而推行的政策的副產品。其中，共和黨政治人物為了削減歐巴馬總統的銳氣，並摧毀他的健保法案，不惜冒著讓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而他們的盤算已經對中國造成進一步的威嚇效果。當信用評等機關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將美國政府債券從它的3A評等清單中剔除，中國的疑慮變得顯而易見。所以，這個複雜經濟互動的結果變成各說各話，美國人指控中國人加劇房市泡沫並引爆金融危機，而中國人則攻擊美國人過度揮霍、不願承擔財政與貨幣責任。而各說各話的結果，很可能引發凱因斯設想到的那種嚴重摩擦。

中國和其他貿易夥伴之間也發生了相當不同的摩擦。中國享受來自日本的鉅額投資，而日本企業在中國工業化的歷程上，一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2013年以來爆發的尖閣諸島（Senkaku Islands，中國稱為釣魚台群島）爭議等摩擦，在在顯示中日雙方的強烈民族主義者天性，都已凌駕在經濟利益的算計之上。中國的政府官員鼓勵暴民發起暴動，很多在中國營運的日本企業的財產都遭到暴民破壞。在這些情況下，美國為日本提供的安保承諾，對中國的約束力可能強於貿易互相依存的影響力，只不過，不難想像的，中國將釣魚台群島劃入其空防識別區，目的之一應該就是為了測試美國對日本的安保立場是否堅定。

「貿易有助於和平」的論點還有另一個問題：非民選的中國政治人物可能會把共產黨精英分子的利益擺在國家利益之上，畢竟這些精英的正當性主要取決於高經濟成長率。如果他們未能實現高經濟成長，那麼一旦發生經濟危機，他們可能會無視於密切的貿易關係，藉故挑動大眾反日、反台或反其他亞洲鄰國的民族主義敏感神經。至於中國透過美元計價的官方外匯存底，而建立起來的中美金融互賴關係，則無關大局。畢竟中國不可能對美國開戰，因為北京當局知道他們不可能贏。

所以，儘管我非常認同自由國際主義者的直覺，但我還是猜想，學術界有關「開戰」或「避戰」傾向的統計研究，實在無法用來闡述這個史上最緊張的貿易與金融互賴案例的可能發展。很多人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威脅來自恐怖主義，而非國家，但太平洋地區未來的事態發展可能會證明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這個地區的動態看起來很危險，和二十世紀導致歐洲陷入動盪的勢力均衡系統缺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極端的情境下，民族主義考量有可能再次勝過經濟利益考量，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