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金錢、道德與市場的論戰

2008年，隨著美國投資銀行業者雷曼兄弟破產而爆發的大型金融危機，可謂1929年華爾街崩盤後最嚴重的一次危機。而和1929年那一次不同的是，沒有人因2008年的危機而懷疑資本主義體制能否倖存。事實上，在雷曼兄弟瓦解前不久揭開序幕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堪稱一場獨特的現代危機，因為在這場危機爆發之際，世界上除了資本主義，沒有其他替代經濟體制可供世人選擇。畢竟世界上沒有人想把自己的未來託付給北韓那樣的替代制度。事實上，自柏林圍牆倒塌後，世人對資本主義只有一個疑問，而那個疑問只和資本主義的市場導向程度有關。換言之，這一場危機充其量也只是驅使部分熱情的靈魂開始審視資本主義體系的優點和缺點，而非其存或廢。也就是資本主義根深柢固的地位仍不可動搖。

資本主義的優點顯而易見。我所謂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下，工業和商業的民間所有權受到財產權保障，從而成功地讓數以億計的人口擺脫貧窮。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展開後，西方國家的生活水準已徹底獲得改造。而自二十世紀中期開始，決定經濟成長率高低的關鍵──即工業化與都會化歷程──更進一步擴展到開發中國家。資本主義列車最先是在日本留下了耀眼的軌跡，接著又一步步帶領亞洲龍虎國家如南韓、台灣、香港、泰國和新加坡等創下亮麗的經濟成就，最後更開枝散葉到全球各地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隨著各個國家陸續展開工業革命，其經濟成長率也得以快速上升，甚至遠遠超過歐洲與北美等國當年透過工業化歷程所曾達到的成長水準；其中最驚人的非中國莫屬。當年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公開宣示的「致富光榮論」，等同暗示緩慢攀向萬人景仰地位的資本主義，已達到了某個重要的里程碑。

1990年代至2000年代，中國創造了平均10％的年度經濟成長率，到2010年為止的那三十年間，中國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共增長了八倍。或許以亞洲國家近幾十年的標準來說，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並不特別異常，但真正特別的是中國人民驚人的脫貧速度。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統計，調整不同國家的購買力後，每日生活開銷低於1.25美元的中國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81年的52％大幅降低到2010年的21％，這是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生活水準大轉型。但這個發展理所當然，因為全球化讓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更彼此依賴，從而促使經濟勢力的平衡點逐漸朝開發中國家偏移。不僅如此，這一系列工業化發展，又進一步促使全球財富分配不均明顯改善。

但誠如馬克思（Karl Marx）的領悟，工業資本主義天生就不穩定，他的感觸一點也沒錯，這也正是資本主義體制最大且最顯而易見的缺陷。從工業革命展開後迄今，資本主義就逃脫不了「利潤→投機→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股票市場恐慌→經濟衰退」的特有週期。奧地利裔美國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認定，他發現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是資本主義動態中的必要流程，這個流程導致很多人因競爭加劇與技術創新而失業，所以，長久以來，「創造性破壞」一直是失業勞工心中永遠的痛，而且，它也顛覆了社會群體意識（sense of community）。如今，商業週期的起伏因官方判斷不盡周全的貨幣政策及狂躁的銀行業者（過去三十年間，世界各地爆發過一百次重大銀行危機）而惡化，而全球化與各國經濟的互相依賴，更促使基本製造工業全面從已開發國家被排擠到開發中國家，這造成已開發國家工作機會嚴重流失，並付出昂貴的代價。儘管金融危機爆發後，某些商業領導人發現其供應鏈有鞭長莫及之嫌，故將某些工作機會轉移回本國，但資本家能否像過去兩個世紀，繼續藉由創新來創造新工作機會，卻還是個無解的問題。

在此同時，全球化與金融危機促使銀行體系日益集中化，這意謂將來任何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及危機後的經濟衰退，將會一次比一次嚴重。此外，新興市場國家為了將人民平均國民所得提升到先進國家的水準，對整個世界造成愈來愈高的環境成本，如今，輻射性落塵已對地球造成嚴重危害，而這是工業化初期所沒有的問題。儘管生活水準因此提升（這是資本主義最值得稱讚的優點），但民眾的不安全感卻也顯著上升──就在我撰寫本書之際，美國及歐洲的財政政策緊縮導致這股不安全感更形擴大。各國政府採行這些緊縮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政府赤字，並降低因籌措福利安全網財源而產生的債務負擔，而矛盾的是，政府原本設置這個安全網的用意原是為了減輕人民的不安感受，到頭來卻反而引來更多憂慮。

另一股不滿資本主義的主要理由則是出於道德考量──驅動市場經濟的核心力量是金錢動機，但長期以來，很多人對這種動機憂心忡忡。在這場金融危機的餘波中，這個疑慮更因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貧富不均達到極端水準而升高。其中，世人特別關注的議題是企業高階主管過高的薪資。在多數人眼中，無論是就經濟或道德層面來看，高階主管薪酬和勞工工資差距的急遽擴大完全沒有道理可言，而這正是2011年至2012年間，「占領華爾街」運動及世界各地類似抗議活動能獲得廣泛同情的關鍵，因為多數人都認定銀行業薪酬過高。儘管近來全球貧富不均程度已漸漸降低，但很多已開發國家的國內貧富不均程度卻急遽上升，部分原因就在於企業高階主管薪酬大幅增加。另外，在英語系國家，經濟體系、公共服務乃至藝術領域的日益金融化，也讓貧富不均引發的不安感受更雪上加霜。

打從進入職場，我就深受這類不平之鳴吸引。我在1966年離開牛津大學，接著就開始從事寫作，原本自信滿滿，以為能寫出一本偉大的二十世紀小說。但寫了三分之一後，我突然發現那本書幾乎沒有任何文學價值可言。於是，把未完成的手稿封存到儲藏室，但接下來不知該何去何從。在雙親的壓力下，我加入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最大規模的合格會計師公司之一，因為我有一位了不起的伯伯在那一家公司擔任重要職務，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為該公司創造了很多豐功偉業。我在那一家公司待了三年，最後因極端厭惡會計工作而離開，雖然這段時間我也取得一份證照，但我認為那份證照對我的未來不會有太大幫助。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我漸漸對全球經濟體系的運作以及長久以來世人對資本主義之道德基礎的疑慮等產生興趣。投入新聞工作者職涯後，我還是繼續探究這些主題，後來，我擔任某上市公司非執行董事兼董事長的經驗，以及免費為世界銀行集團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落實全球公司治理作業等的實務經驗，讓我得以更加了解這些主題。

這本書堪稱我前述實務經歷的結晶，我透過歷史背景來探討目前世人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內容主要著眼於很多和金錢、商業和市場有關的大型論戰，而且我不僅是透過經濟學家和商人的眼睛來看待這些問題，也透過哲學家、政治人物、小說家、詩人、神職人員、藝術家和各色人等的觀點來看這些不滿。故實質上來說，這本書可以說是一份探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核心議題的廣泛意見調查報告。我會試著在本書解釋一個矛盾現象：為何這個活力極端充沛的機制在緩和全球貧窮方面的成績遠遠優於眾多政治人物與文官的表現，世人卻還是無法安心且全力支持資本主義。另外，我還會在結論部分解釋，為何各國政治人物、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理單位已花費那麼多心力來強化全球金融體系，到頭來這個世界卻還是瀕臨沉淪的邊緣──因為很悲哀的，到了某個時點，我們還是很可能會再次經歷更深層且更具殺傷力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