宥勳：

不管是以什麼標準來看，您的人生經歷都算是非常跳tone的。正如昨天對話的結尾所略提的，您曾經擔任過酒保、舞者（街舞和爵士舞），在開始寫小說之後，又因為袁哲生而進入了當時甫創刊的《FHM男人幫》國際中文版，成為時尚雜誌編輯。這幾年更是把觸角伸向了編劇、導演等影像創作的領域。這些經歷看似互不相干，但如果細讀您的小說，不難發現許多交會的痕跡（比如像《幻艙》裡面再三致意的手錶意象，就與在《FHM男人幫》編輯過鐘錶線記者的經歷有關吧？）。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它們似乎都透過小說挽結在一起，都好像沾染了某種「文學性」。調酒的思路，跳舞的感官，時尚雜誌編輯的敏銳度⋯⋯似乎混合成您構造小說的特殊方法了。我們今天就由此出發，請您談談這跳tone的二十多年，與您的小說之間的關係？

翊峰：

過去雜亂的經歷，形成了一種「文學的外緣」，就像是圍繞土星的那一圈圓環。它們都不是文學本身，但都對我的小說創作產生影響。這個土星環與小說之間的關聯，也是這幾年來我才意識到它們的意義像是「曾經不自知的田野調查」。

我們從酒吧開始吧。去酒吧是在大一下學期的時候，在T.G.I. Fridays的天母店。當時我是直接到星期五餐廳的吧檯，開始學調酒。記得，最早是一個老外酒保來教的。他的教法非常傳統，我們必須一次次參加自家酒吧裡辦的酒保檢定，你要成為一個基礎的酒保，腦袋裡面至少要記住一百五十種以上的酒譜。

宥勳：

這個檢定是有一種業界標準嗎？每個酒吧是否都一樣？

翊峰：

當時，還沒有「調酒師證照」這種檢定。不過，T.G.I. Fridays要求酒保非常嚴格。（但他們給酒保的薪資也相對好，許多學生都想要進去打工賺學費⋯⋯而且感覺很帥。呵呵）我們也會被教導如何丟瓶子，就是花式調酒。那時候的花式調酒，不像現在像似馬戲班的特技，只是在簡單的動作裡流暢調出雞尾酒。而且，並不特別鼓勵酒保這麼做。因為你的工作不是丟瓶子，是好好調出一杯飲料，以及聆聽。酒保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調製飲料，以及真正跟客人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常講，酒保某個程度很像是心理諮商師——一直處於聆聽的狀態。

酒保之所以優秀，除了知道客人今晚需要什麼酒，大部份是因為「客人喜歡跟他說話」。客人今晚來，放掉自己的朋友，一個人坐在吧檯，他可以跟誰談話？最多他就再帶一位朋友來聊。如果是三個人一起來，左右兩邊的人無法對話，我們就會建議他們去坐餐桌。所以坐吧檯的客人多是一兩個人。特別是一個人來的，能說話的對象，就是酒保。這種客人也有一個傾向：他就是喜歡（或者需要）跟酒保聊天才選擇吧檯。

特別是時間越靠近深夜，那種九點十點來的單身客人，都是來喝一杯，跟酒保說說話的——這也是故事發生的時刻。我很多小說裡的故事，都是在當時吧檯聽來的。像之前就有遇過一個客人，說是青幫的⋯⋯

翊峰：

青幫？是張大春《城邦暴力團》講的那個清幫、漕幫嗎？

宥勳：

是。他說他是青幫的。認識某一位「老爺子」（中略）⋯⋯我聽了很多跟老爺子有關的故事。當初他是怎麼進去的，透過怎麼樣的儀式和介紹。當中有許多是軍系將領等等⋯⋯有些細節，他也沒有跟我聊，但這些故事，不是大學校園生活會遇到的。

也有那種非常寂寞的少婦。那時兩岸通商開始活絡，很多人的先生到中國去做生意。這些留守的少婦，有空就會到吧檯聊天，說到她們的婚姻、孩子、愛情。

到現在，一直記得一位有點年紀的老外。他一進餐廳就往吧檯一靠，喝一杯espresso跟一杯house wine。那是一個義大利的老頭子，經常都穿著西裝皮鞋，非常優雅，就是一個典型的小說人物。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做什麼工作的。他幾乎都是在晚餐之前的時間出現，多半只喝這兩個東西。他也幾乎不坐下來，就是一靠，側著身，看著落地窗外，好像在等人跟他聊天。當然，酒保會開始招呼，好久不見啊，這幾天沒有看到你⋯⋯都不用等他點，我們就自己先送上一杯espresso。他喝完，漱一下口，再慢慢喝著紅酒。他也不會開口跟點單，但酒保們都知道。任何一個新手上bar，前輩就會告訴他這個客人的習慣。

上酒的過程，就像某種不說話的儀式。這位優雅的老頭，就是那種不講話就有故事感的人。從這些客人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吧檯也變成一個聆聽故事的場域。會有大量的陌生人坐在你面前，一晚兩晚三晚⋯⋯然後，突然跟酒保說著那些需要保密的故事⋯⋯這也是酒精很微妙的地方，一杯酒下去，人會開始跟酒保說故事。

現在回想起來，在還沒有開始寫小說的酒保時期，故事就被裝進雞尾酒杯的容器了。這些故事，都只是切片。也因為是切片，後來我才有空間，在杯子裡填補酒液。我漸漸覺得，這些客人很像瑞蒙卡佛的小說人物——不是藍領的，是白領版本的。或者說更像厄普戴克。 後來，我把這些故事酒體——台北的夜間人生——寫成了《奔馳在美麗的光》這部「有機連貫的長篇小說」。

宥勳：

我自己會比較明確感受到，你剛剛談的「心理諮商」或「聆聽」這些事情，是我們在耕莘寫作會的時候。我們確實有個氛圍是，比起其他的前輩，大家更傾向或更容易跟您聊心事。而且我後來發現您有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在短暫的營隊或聚會期間，您就是有辦法跟每個人都「更新進度」。我旁觀的時候都覺得很神秘，別說您是導師和我們學員之間，就是我們自己平輩面對面的時候，有些話也不是那麼容易說出口——就是不太會講話所以才愛寫字啊。但您好像就有一種悠遊的能力，可以在人群中轉來轉去。

翊峰：

真的，在那個一年一次、只有三天兩夜的文學營隊裡，我真的是「轉來轉去」的。

我與你們，有時真的是一年或半年才見上一次面。在入營狀態下，我好像會自動開啟酒保的聆聽模式。其實只是問一聲：「最近怎麼樣？」這也是我碰到你們常說的第一句。或者：「小說寫到哪啦？」——我後來發現，這些簡單提問的底層，可以極度複雜。因為我提問的對象是另一位持續走向複雜的寫作者。你們知道那三天的我，會把開關切換到什麼頻道，你們的天線也接收到簡單問題的背後，在等待什麼。接下來，就像酒保與久違的常客，你們的故事就開始單向播出，雙向錄音。這個不見的時間間隔，不是一週，而是六個月或一年。上次我見到你還穿著外套，現在換成了短袖。但以寫作的角度來看，半年可能急促到連一篇短篇小說都不如。

寫小說，是以年做單位，計算活著的日子。我在《一公克的憂傷》這本小書裡思考過，當時間可以用寫幾本書來計算的時候，活著突然之間變得好短。打個比方，一個小說家可能寫個五本短篇、五本長篇，然後⋯⋯人生就結束了。當小說作為一種計時器，時間就躲進了另一個維度的迷宮。當我問你們「小說寫到哪啦？」這個提問就回溯了我們碰面之前的前一段人生，這中間，寫了什麼？它很簡單，也很沈重。

我的提問，就是一杯雞尾酒吧。當你們喝下去，另一個故事就又開始。在吧檯，聽故事到一個階段，我也會丟出提問，引發下一波奇妙的敘事流動。這種語境的流動感，也許在你身上出現一次，在黃崇凱身上出現過一次，在林佑軒、神小風、李奕樵身上，可能都出現過一次。但這一次之後，消失的，其實是已經過去的一年，甚至更多複數的年⋯⋯時間如此迴旋，那杯我推出去的雞尾酒是一種介質，我拋出的一句提問，也是酒釀一樣的介質。認真分析下來，這就是一種啟動故事開關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