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初進《上海文學》，是敝辦公室最小偏憐女，第二年輕的是位一九五二年的大叔，同事都叫他老金——算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將近三十歲。多年後，他為天下大叔代言，寫出一部《繁花》。

我在大學的主業並非現當代文學，進了編輯部，等於舊時代學徒學生意，一切都要從頭學起。那時雜誌社有個小小的網路論壇，老金在論壇上開了一貼，專貼與作者關於改稿的往來郵件，外人不過當熱鬧看看，於我卻是編輯實例的最好範本。時髦的宮鬥小說裡講，想做一個寵妃最好的辦法，是日日看著別人如何做寵妃。我便日日看老金如何做一個老辣的編輯，乃至他寫信的措辭語氣，我都會忍不住模仿。

老金當時是常務副主編，負責排定每期雜誌所發稿件。他說，編雜誌就像配菜，葷素搭一搭，若把所有最好的稿子都編在一期，全是大魚大肉，讀者也吃不消。有些稿子，作者改來改去總是差一口氣，就輪到老金自己動手了。他說大部分稿子，需要做的是減法，把注水的地方、囉嗦的地方砍掉，話留一半，味道就出來了。他以海明威的冰山理論為據，認為好的小說就要像冰山一樣，八分之一在水上面，還有八分之七藏在水下。他經常會對來稿的開頭不滿意。他一再說，開頭很重要，一定要把最吸引人的東西，放到最前面。

老金不笑的時候，面相有一點「凶」，是《論語》裡所謂「望之儼然」；但他開口，語速偏慢，聲調低緩，笑起來甚至有一點靦腆，是「接之也溫」。新作者來訪，往往初時惴惴，待聽他一席話講下來，覺得他就好似親切的鄰家大叔。他議論稿子都很實在，不掉書袋，印象最深的，是他談及短篇小說時的一個譬喻：短篇小說就是一客清蒸魚，不要全須全尾，只取魚身最精華一段。

我常留心聽他議論來稿，留心聽他和作者電話討論小說，他也不吝指點，這有點像《天龍八部》裡，無崖子把修煉七十餘年的畢生功力傳給虛竹一樣，我也在有意無意間，一點一滴汲取了老金三十年編輯心得的精華。他十年前就對我說，將來我這一批人總是要退的，雜誌要你們年輕人做下去。編輯工作上手後，他又開始教我每期雜誌稿件如何安排搭配，他說，我不要兵，要將。

隨後的幾年裡，我眼看著同辦公室的老編輯們一個個離開，新來的編輯都是「八○後」「九○後」，彷佛就是轉瞬的工夫，老金就成了辦公室裡年紀最大的。奇怪的是，我第一年輕他第二年輕的那種狀態，似乎已經形成了慣性，連帶我們的相處方式，依然有種平輩間的輕鬆。

《上海文學》六十周年社慶典禮那天，我是主持人。許多退休多年的耄耋老編輯前來觀禮，會後一個老編輯拉住老金說：「我聽他們都叫你老金老金，當年我們可是一直叫你小金的哎。」轉身看見我，說：「現在小姑娘倒已經滿老練了。」老金說：「是啊，年輕人都成長起來了。」言語間滿滿的欣慰，倒頗有幾分老人家的慈祥。老編輯隨後補刀一句：「小金，你的頭髮真是越來越少了。」老金笑笑，祭起「不響」的大旗。

年輕編輯多了，辦公室漸漸坐不下了，老金主動說：「我坐到隔壁去吧，我抽煙，免得影響你們。」有意思的是，儘管他搬去了隔壁，我們辦公室的年輕人，依然把他看做是「我們這一夥的」。偶爾年輕同事一起聚餐，也會想著叫上他，當然他也很自覺，有他在的飯局，我們都不用埋單（但我得聲明啊，我們並不是為了逃單才叫上他的）。

我們很容易忘記他其實是我們的父輩，大概也與他的日常裝束有關。這樣的春夏季，他會穿一件深色麻質襯衫，窄腳卷邊牛仔褲，輕便樂福鞋，黑白細格子禮帽，黑色小圓墨鏡，隨時可以被街拍鏡頭歸入潮人那一類。即使他偶然拿起父輩的架子，教育我們說：「你們這些年輕人啊，桌子那麼亂，也不理理清爽，一看就是家裡不做事情，全靠父母打理。」我不買帳地撇撇嘴說：「看看你自己的桌子，幾時乾淨過了？」老金就哈哈哈偃旗息鼓了。

某年暑天，雜誌社集體郊遊，車開過一片農田，老金忽然感慨：「我十八歲時候，在東北插隊，就是這樣辣火火的太陽，整片田裡就我一個人幹活，中午就躺在壟溝裡，臉上蓋一件衣服就這麼睡覺。那時候就想，留在上海的人，多麼愜意。」 車裡忽然靜寂，那一刻，我驀地意識到和老金之間年齡的差異、經歷的差異其實如此巨大。上一代人沉浸於回憶，下一代人則因為突然觸摸到那些回憶而有些生疏、敬畏，又帶點惶然。

《繁花》驟得大名之後，編輯部常有媒體絡繹往來，老金送客回來，點起一支煙，煙霧裡看到笙歌散後的疲憊。無論如何，巨鹿路675號三樓的辦公室，還是他眷戀的那一根棲枝。他依然很早來上班，先要在我們辦公室坐一坐，在窗邊他的舊座位（如今這座位已歸了一位「九○後」小帥哥），一邊品評我的臨帖日課，一邊閒閒散散聊幾句新看的書，新發的稿子，或是無傷大雅的圈內八卦。那一刻，他重又回歸於一個編輯的歲月靜好。

崔欣
一九八一年生，畢業於復旦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二○○七年進入《上海文學》雜誌社工作，現為雜誌副主編。偶有小說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