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全城的人們聽到了她的歌聲，她是鄧麗君。那年我七歲。
先是隔壁的韓家姐姐從產科醫院回來，抱著一個嬰兒，這件事值得慶祝，大雜院裡的人湧進了她家，想討個喜蛋吃，然而我們在房間一角發現了一台三洋牌答錄機。鬼知道這貨是怎麼進了韓家大門的，我爸偷偷告訴我說是走私來的，然而走私是什麼意思我也不大懂。接著，有人按下了播放鍵，裡面自動傳來鄧麗君的歌聲。渾身散發著腐乳氣味的紹興老六說，這是黃色歌曲，派出所會來抓你。韓大伯囂張地拍著自己的胸脯說，來啊，讓他們來。這時我們想起韓家姐姐嫁的就是公安局的員警，而韓大伯本人是體育隊的擊劍運動員，誰也打不過他們家。
紹興老六繼續解釋，鄧麗君除了唱黃色歌曲，她還是一個反動派。
韓大伯說，我見過的反動派比你見過的女人還多。這話不假，整個六七十年代批鬥反動派都是在他們體育館，我們不確定韓大伯有沒有用他的花劍戳死過人，照我爸的猜測，應該沒有，韓大伯在那個年代屬於溫文爾雅的文盲，因為擊劍是一門高雅的運動，如果是個粗暴的文盲很可能擊著擊著就撲上去咬人一口。
反正，從韓大伯家出來以後，一部分人就丟了魂。我爸有一台很小的收音機，一個開關是中波，另一個開關是短波。中波那部分已經完全壞了，什麼都聽不見，全是白噪音，短波那部分只能聽到隱隱約約的台灣電台。我爸經常把耳朵緊貼在收音機上，聽一會兒，拍一下，再聽一會兒。有時拉長天線，將窗子打開一條縫，再把天線伸出去。他是絕對不敢在家門外面聽短波的，那有一個術語，叫做「敵台」。偷聽敵台的人，很多都去了體育館。
我爸聽著敵台歎了口氣，他一定是懊悔為什麼每個月只能存下五塊錢。他是個技術員，掙得沒有運動員多。他放下的收音機，幽幽地對我媽說，現在允許聽鄧麗君的歌了。
我媽是個老少女，在玻璃廠工作到三十七歲，落下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聲，因為她有一雙漂亮的白皮鞋。她對我爸說，忍一忍，聽聽評彈吧。
可是我不想再聽評彈了，我爸說，每天晚上七點鐘到八點鐘，一個小時的評彈，八點以後就是天氣預報，然後就什麼都沒了，寂靜，為什麼要這麼寂靜。
因為安靜一點你就可以睡覺了，第二天有力氣去上班。我媽這麼回答他。
今天是他媽的星期六，我爸說。
那天深夜(也許並不是很深，但周遭已然寂靜)，我起床打開了我爸的收音機，調到短波。這是我第一次聽短波，先是傳來了噝噝的白噪音，接著，很神奇地聽到一個柔美的女聲：明天天氣很好，大陸的飛行員可以駕機飛往台灣，下面讓我們聽一曲……沒了，噝噝的白噪音。這時我覺得自己的頭被人摸了一下，我媽起床了。我說，他們在放歌，但我什麼都聽不見了。
我媽說，其實我也好想有一台答錄機，可以完整地聽一首鄧麗君的歌。
我說我們為什麼不去買一台走私的呢。
我媽說很簡單，因為你爸去年剛買了自行車，而明年我們想買一台電視機，一輛自行車要一百塊，一台電視機要三百塊，而我們家每個月的收入是七十塊，這筆賬你算不清，你太小了。
我說，我們語文老師今天提問，為什麼我們不能轟炸台灣、解放台灣，所有人的回答都是錯的。
我媽說，因為轟炸台灣會讓台灣老百姓白白犧牲所以我們不能這麼殘忍，這是標準答案，你明天這麼回答老師，准沒錯。
我問，我們的飛行員有沒有逃去台灣的。
我媽說，沒有，我們的飛行員不會這麼幹，我這輩子只聽說過台灣的飛行員逃到大陸的，睡吧，別問了。
第二天早上韓大伯抄著菜刀(而不是花劍)在大院裡大罵：是他媽的誰把我們家的磁帶給偷走了？由於他表現得過於地失去理智，家家戶戶都把大門緊閉，看上去都像是賊。韓大伯掄著菜刀在空氣中砍了幾下，繼續大罵：那是原版磁帶，原版的啊我X你全家！
我爸向我解釋說，磁帶是可以翻錄的，原版磁帶就是從台灣走私過來的。
又過了一陣子，我爸廠裡的工會、我媽廠裡的工會，以及各單位的工會，以及散落在城裡的擁有答錄機的人們，都開始播放這盤由臺灣走私而來的原版鄧麗君的翻錄磁帶。韓大伯帶著他的女婿找到了源頭，一個比他更闊氣的擁有雙卡答錄機的傢伙，他在文化館上班，業餘時間翻錄一些磁帶賺錢，然而在他那裡也沒有找到那盒原版，他也說不清原版在哪兒。最後這事情是怎麼解決的，鬼知道，只知道韓大伯帶了一堆翻錄磁帶回家，不僅有鄧麗君，還有鳳飛飛，還有劉文正。總之韓大伯一毛錢都沒付，他沒把那台雙卡答錄機搬回家已經是很理智了。
到了一九九○年，那時候我家已經搬離了大院。我爸不再執著於答錄機了，他更喜歡舞廳的音響效果。我媽熱愛的台灣歌手是姜育恒(再後來是周華健)，她擁有了答錄機。有一天聽說紹興老六犯了事兒，被員警帶走了，員警問他還犯過什麼事，他交待說，很小的時候偷過韓大伯家裡一盒鄧麗君的磁帶啊，真是不好意思。韓大伯問他女婿，老六判了幾年呢。他女婿說，不長，五年就能出來了。
等到鄧麗君逝世的時候，韓大伯一定會想到，老六該放出來了。然而這一幕只是我猜想了。一九九五年十分遙遠，等得讓人心焦，如今也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
路內
一九七三年生，現居上海。著有小說《少年巴比倫》、《花街往事》、《慈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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