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第一章 入伍之前（節錄）
六、我出發了
謙二開始就職於富士通信機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日軍已經由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撤退了。這次撤退的公開說法是「轉進」。就算是年僅十七歲的謙二，也覺得這是個「詭異的詞彙」。廣播上的評論家們也這麼說：「轉進實在是很好的一個詞。要是沒通過升學考試，就轉進其他學校吧。」
這一年的五月，阿圖島（AttuIsland）守軍全數被殲滅，官方公開說法為「玉碎」。從夏天開始，謙二自家附近，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家庭收到裝有戰死於南方的丈夫遺骨的小木箱──實際上許多只是裝著戰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還留有當時某位遺孀帶著三個小孩回鄉下的記憶。
大約同時期開始，附近的召集令已開始多了起來。不過，再也沒見到穿著烹飪服的愛國婦人會揮舞「日之丸」國旗送行的場面。
「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令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人生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辦盛大的歡送活動，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送家人上戰場的。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什麼送行會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學文科生不能再緩徵，經常可以看到學生們在車站喧囂嘈雜。因為如果遭到徵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學生們會到車站歡送將搭車回本籍地的同學。從公司下班搭車通過新宿車站時，可以看到車站對面聚集了二、三十個人圍成一圈，或唱軍歌、或唱些摻雜卑猥內容的民謠、豔曲，虛張聲勢地逞強喧鬧。看著就飄盪著一股異樣的氣氛。」
富士通信機公司裡接到召集令的人也愈來愈多，最初公司還會舉辦壯行會，到一九四四年的後半幾乎都不再舉辦了。地區的町內會活動等呈現低迷狀態，防火演習也只是走走過場虛應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會跑出來參與接力傳遞水桶的訓練，但在上班的謙二則從未參加過這種演練。
隨著物資調度愈來愈窘迫，配給米減少，麥子、小米、芋頭等替代食品的比例隨之增加，帶有鹽分鹹味的東西就被當副食配菜，配著扒飯進食。精米被禁，政府宣傳糙米更有營養，但直接吃的話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戶都準備了一升的酒瓶，放入糙米後，再插入棒子搗成精米。
特別是糖類，幾乎處於完全缺乏的狀態。謙二於一九四四年夏天從富士通信機回家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賣剉冰，便與友人一同買來吃，雖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顏色，但吃來一點甜味都沒有。即便如此，仍然從四十五日圓的月薪中，掏出五十錢買下一碗。以現在大學畢業生首次就業的平均薪水來換算，等於一碗剉冰大概要日幣兩千日圓。那一年的秋天，謙二在新丸子的咖啡店還吃過乾柿子，價格也同樣要五十錢。
物資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類或菸酒等嗜好品，如果沒有靠關係就無法取得。軍隊還有配給糖類，所以如果有認識的人，還可以從這方面取得。一九四三年夏天，透過附近熟人的關係，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漬」，謙二都還記得那時的感動。在新丸子吃到的乾柿子，大概也是商店透過某些關係，偶然之下取得後拿出來販賣的。
因為無法取得作為燃料的煤球，所以沒辦法在中野自宅的浴室燒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是，因為燃料不足所以不再替換熱水，晚上去洗澡時，熱水都散發出一股惡臭。夏天用的襯衫也無法取得新品更替，破掉就以補釘縫上將就著穿。富士通信機的大學畢業職員，大概從一九四四年夏天左右開始也不再穿西裝，換上了國民服、打上綁腿。
雖然生活上有不安與不滿，但連表達的手段或餘裕都缺乏。一方面謙二還沒有參政權，另一方面謙二也不記得伊七有去參與過選舉投票。一九四二年，大政翼贊會推薦候選人，是由政府拿出臨時軍事費充作選舉資金，舉行了所謂的「翼贊選舉」，但謙二卻不記得周遭有任何關於選舉的話題。
另一方面，父親雄次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左右辭去了北海道產業組合的工作，回到故鄉新潟。雄次在組合中獲得相當的成就，藉著產業組合的公事仍有機會來東京，一年可與謙二見上幾次面。但是依據謙二的記憶，雄次辭職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雄次信賴的一個部下在一九四一年挪用了組合的經費，而且被察覺，雄次只好以私人財產填補這個財務空缺，並且負起責任辭去組合的工作。
已經六十歲的雄次，存了一筆在當時算相當充裕的存款，帶著這筆錢回到老家新潟。但從戰爭時期開始一直到戰爭結束後，飛快的通貨膨脹早就讓雄次這筆財產雲消霧散。謙二如此說明：
「當時，非官僚或高級軍官的庶民，並沒有所謂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間必須盡量存錢，以備退休老後的用度，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與父親也是如此。但卻因為通膨，讓這種人生規劃全部破滅。父親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後會如此，當時應該會決定繼續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這種連國家都面臨破滅，如此大時代的變化，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妥善對應。大部分的人們，都只能憑著延伸過往經驗來思考應該如何規劃人生而已。」
無法對應大時代的變化，任誰都是一樣的。謙二與富士通信機的同僚們，偶爾會談起戰爭情勢，大家都只停留在茫然描述自己帶著點希望的觀察。
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島守軍也「玉碎」了。從宣告「玉碎」的廣播播音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察覺到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到這個時候，大家終於察覺到敵人正在急速地接近東京。
如果照這個情況下去，美軍以塞班島為基地便可以空襲東京，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可是：「不管是自己還是周遭的人，已經沒有能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種資訊，或許讓大家都不願去想結果了吧。」
報紙上一成不變地仍在報導各種充滿希望的戰況。塞班島陷落後，東條英機內閣雖然垮台，但「既沒有背景資訊，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狀況，所以也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雖說如此，當時的報紙也不是全面性只有迎合上意的報導。《東京日日新聞》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刊登了一整版以〈要勝利或者滅亡戰局終於走到這一步〉與〈拿竹矛抵抗已經跟不上時代了〉為標題來解說戰局的報導，促請轉變作戰方針。這則報導觸怒了東條英機首相，事件甚至發展到對執筆的三十七歲記者處以懲罰性徵兵的地步。
可是自家中應該有拿到《東京日日新聞》的謙二卻不記得有讀過這篇報導：「或許曾經讀過，但當時為了籌吃的東西，已經耗費所有精力，完全沒有餘裕管其他事情。生活尚有餘裕的上位者，或許讀了會有點什麼想法吧。」
塞班島失守後，為了對預期中的東京空襲有所準備，大家開始沿著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挖掘防空壕。雖說挖防空壕，也不過只是在人行道上挖個能讓人屈身進入的洞穴，平時就在上面蓋上木板撒上土，只是這種程度的防禦工事而已。
「後來收到各自住家也要挖防空壕的通知，我們的住家是租來的，幾乎沒有庭院，因此也沒有挖掘的場所。沒辦法，只好把一樓起居間的地板掀起，在下面挖洞，如果真的遇到空襲，就把榻榻米與地板掀開，跳入洞中。可是，如果當時真的遭遇空襲，屋子被燒掉，跳進這種防空洞內，大概也會被燒死或悶死吧。空襲時會發生什麼狀況，大家都不清楚，上面的人下達的命令，大家都形式上應付一下，大概也就是這種程度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軍艦隊接近台灣海面，日本的海軍航空隊發動總攻擊。日軍方面大概損失了六百架飛機，整體航空戰力遭到毀滅性的損害，而美軍方面只有兩艘巡洋艦遭到嚴重毀損。但是大本營海軍部卻宣稱撃沉了十一艘美軍航空母艦，對於這個相隔許久的大勝仗，甚至還舉辦了提燈籠遊行大會。
不過隨之而來，已經被軍方宣布撃沉的美軍艦隊，卻出現在菲律賓海面上，美軍登陸了雷伊泰島。日本政府與軍方認為這是擊滅美軍的大好機會，呼籲進行「決戰」。但出動的日軍聯合艦隊在戰鬥中卻一面倒地被美軍擊潰，增援的地面部隊也因為補給斷絕，幾乎全數陣亡。
根據謙二的回憶，這時富士通信機的職場中也以戰況作為話題。作為員工特殊配給的芋頭輾轉送抵事務棟，同僚們一同前往食用的時候，東大畢業當時約三十五歲的課長還說：「我軍是不是被美軍設計陷害了？」
「因為沒想到大本營發表的戰果是虛假的，所以才會猜測，是不是被美軍的佯攻作戰給騙了，大概是這樣推測的吧。當時就連一般民眾，也多少察覺了不自然之處。」
「自己既沒有支持戰爭的自覺，也沒有反對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隨波逐流。雖然政府提出了重大戰果，但局勢反而更加惡化，總覺得非常詭異。但是也沒有深入追究的習慣，也沒有可供探討的資訊。像我們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處於這種狀況。」
從雷伊泰島的戰鬥之後，航空部隊便開始出現了「特攻」。謙二說：
「在平民的立場上，既無法站在否定的立場，也無法站在肯定的一方。從搭上特攻飛機的人的心情來想，當然無法否定他們的報國心，但戰況是否已經走到不這麼做就毫無辦法的地步，在這層意義上，也無法肯定這種戰術。我自己因為受到塩老師的影響，報紙都習慣從下方欄位開始閱讀，所以理解戰況正在惡化。雖說如此，因為情報極度缺乏，所以也沒辦法具備適切的判斷能力。」
到了戰爭末期，戰局開展十分迅速。從官方宣布上述「台灣沖航空戰」獲得重大勝利的報導後，不過大約經過了十天，十一月一日，東京上空就首次出現了B29轟炸機。那是從塞班島基地飛來的偵察機型，為了正式空襲做準備調查，因此只有來了一架飛機。
B29轟炸機裝備有加壓艙與渦輪螺旋槳，在一萬公尺高空高速飛行。與此相對，日軍主力高射砲有效射程高度不過僅有七千公尺，戰鬥機雖然可以爬升到這種高度，但需耗時約一個鐘頭。B29轟炸機就在沒有任何迎擊的狀況下，完成偵察任務返航。
「那時候我正在富士通信機上班。當天天氣晴朗，高空中一條白線般的飛機雲前端，可以隱約看到B29轟炸機。雖然發出空襲警報，但同僚們大家都跑到戶外，抬頭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飛機，為何日本軍隊卻沒有任何迎擊動作，大家在不可思議的心情下，茫然仰望。也有人說「為何不擊落它？」，但大多數人們都失去思索未來情況的能力。雖然不至於相信「神州不滅」這種說法，但也沒想過日本就要戰敗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謙二也接受了徵兵體檢。結果是第二乙種體位，若是在平時，這是不會被徵召的體格。但是，十月三十日剛滿十九歲的謙二，在十一月二十日收到了陸軍寄來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機的事務員們，已經陸續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時也該收到的謙二說：「當時只是『啊，終於收到啦』的感覺。」伊七與小千代，什麼話都沒說。
學歷只有中學畢業的謙二，既沒有像理工科學生般有免除徵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學生般會以海軍預備學生資格被採用，當作士官來對待。除了被當作最底層的二等兵被徵召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入伍通知命令謙二在五天之後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九點到世田谷區的駒澤練兵場（現在的駒澤公園）報到。急急忙忙地給在新潟的父親雄次打了通電報，之後就忙於整理自己隨身的物品，連到附近與近鄰打個照面的餘裕都沒有。
為了領取入伍者的特別配給品，拿著配給票前往配給所一次領回整套配給。配給品有日之丸國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約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經到了這個時期，因為物資不足，連日之丸國旗都無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早實的同年級朋友家中，幾個人分著喝了。至於日之丸國旗，原本是在入伍時讓親友集體寫下鼓勵的話語，但謙二的周遭已經沒有這種習慣。富士通信機也沒有舉行什麼壯行會。「只有五天時間，不過就像平日一般度過而已」，謙二自己回想著說。
入營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B29轟炸機，終於首次正式轟炸東京。他們轟炸完目標「中島飛行機武藏製作所」後，曳著飛機雲通過了片山家的上空。謙二還記得整群的飛機雲，讓他奇妙地覺得「好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終於降臨。多雲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宅前，伊七與小千代以及雄次等，不到十名親友來送謙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懼空襲，且對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經習以為常，根本沒人關心。場面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穿著卡其色國民服的謙二，說出「我會堂堂為國盡忠」這句應景般的招呼語後，轉頭跟外祖父母說：「我出發了。」
這個時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聲大哭。一起生活的三個外孫接二連三地病死，最後留下來的謙二就要被軍隊徵召離去，而且恐怕沒有什麼生還的機會。不管是外孫們的死亡，還是商店倒閉，甚至連自己中風也都沒一句抱怨，只是不斷堅忍著的伊七，到這個時候終於忍不住大聲哭了出來。
為入伍者送行時，家屬哭泣這種事，是當時不可能看見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說了聲：「去吧，謙！」然後把伊七推回家中。
謙二入伍後，他生活於中野的住家，為了防止空襲時造成火災延燒，被列入街區整理標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毀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伊七與小千代在強制疏散政策下，被迫回到出身地岡山縣的某親戚家裡。賺來的存款因為通貨膨脹而消失，只能住在農家庭院內的「土藏」 倉庫中勉強地過著生活。謙二與他們再次相逢，得等到他結束西伯利亞強制勞動拘留，終於返回日本的時候。那已經是四年後的事了。
第三章 西伯利亞
二、國家應負起的責任
一九四五年到四六年的冬天，處於最惡劣狀況的不限於謙二所處的收容所，幾乎所有拘留回憶錄都有相同的記載。發生這樣的狀況其實有幾個理由。
首先，日本敗戰之後，蘇聯的經濟也處於相當窘迫的狀態。德蘇戰爭中蘇方的陣亡人數，從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說法都有。蘇聯人口於一九四○年有一億九千五百九十七萬人，一九四六年人口則為一億七千三百九十萬人，大約減少了百分之十一。日本方面的陣亡者約有三百一十萬，約占一九四○年日本內地人口七千三百零六萬人的百分之四。
加上蘇聯領土西側的工業地帶與穀倉地區因為德軍占領後採取焦土戰術而遭到破壞，雖說蘇聯最終戰勝，但經濟狀況也陷入窮迫之中。因為陣亡者過多，許多村莊的男子出征之後幾乎無人歸還。在一九四○年，集體農場的男女勞動力比率大約是一比一，但至一九四五年則轉為一比二十七。
需要將日軍俘虜當成勞動力帶走，或出現這麼多同情謙二這種年輕人的俄國女性，都是因為有這樣的時代背景。謙二如此描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為了作業的緣故，曾經與幾個俘虜夥伴一同住宿在俄國的某戶民宅。一位應該是戰爭寡婦的女性帶著一個小孩，過著兩人生活。衣服只有身上穿舊了的那一套，令人驚訝地房內真的是家徒四壁，沒有任何家具。而且正值隆冬，泥土地面的房間竟沒有床舖，睡覺時他們只把外套披著躺下。好歹總算還有個壁爐，除此之外就是幾樣煮飯用的鍋子與餐具而已。他們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從戰前到戰後，在日本還沒見過這種生活狀態。」
因為如此，原本應該供給給俘虜的物資，便遭俄國人盜賣。已經不足的食糧與燃料經過盜賣後，送到俘虜手中時數量更為稀少。
送來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遭到盜賣，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情況。送往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文件上雖然都記有運送噸數，但貨車或卡車的司機會為了自己家中所需等原因，半路卸下這些物資，剩下的才會送到我們手上。
我自己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被派去幫助運送煤炭，還幫忙盜賣這些物資。俄國人司機利用我們，在自家與有協議的住家卸下煤炭。至於減少的數量，只要送往目的地工廠時不要減少過多，領取一方也不至於有意見。戰爭時期的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因為統制經濟的緣故，難以取得物資，大家都在盜賣與偷取物資。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出過命令，必須送達規定量的食糧給俘虜 ，但實際狀況則如上所述。
何況，蘇聯這個國家在對日戰爭時，也掠奪了大量物資。謙二曾於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被派去貨物場，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整理工作。
「掠奪物資堆積如山。關東軍軍需物資的電纜線、鋁條、電話機等等，由貨車整車運來，就這麼卸下來堆放著。當我找到裝在進貨用箱裡、多達數十箱的日式房屋拉門用把手時，只能感到一陣愕然。大概是能拿到什麼就拿走什麼吧。
我們也偷走了一些鋁條去製作湯匙。當時俘虜的幹部曾經交待，如果看到鋁條就拿些回來，送到鍛造房後，那邊的俘虜便鎔鑄做成盤子等餐具。不管是我們自己，或者是俄國人，大家都把竊盜視為理所當然。
在整理堆積如山的大量物資時，有人就說：『就是靠這些才打贏德國的吧。』蘇聯士兵作法蠻橫，但充滿幹勁，上級下達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衝勁完成。如果是在日本軍隊，上級胡亂給了辦不到的命令，下級絕對不會有那種幹勁去完成。」
對照於民眾生活的窘迫，謙二對蘇聯的強大軍事力量也留下深刻印象。赤塔市街的東方駐紮著蘇聯的戰車部隊，停駐著體積龐大砲身修長的T34戰車。「被派出工作時有機會接近一看，內心覺得真是了不起。日本的戰車不僅小，而且只是用鉚釘把鐵板釘在車上當裝甲而已，根本完全無法戰勝對方」。
而且蘇聯的軍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受到盟國美國的支援。
「在奉天第一次看到蘇聯軍隊卡車時，對於他們使用這麼大的卡車感到非常驚訝。前輪是二輪，後輪則兩兩成對共四組，全部共十個輪胎的卡車，輕輕鬆鬆便爬上山坡，相較之下日本卡車實在差太多了。在赤塔也經常看到類似的卡車，引擎蓋上印著USA STUDEBAKER字樣，才知道這是美國援助的物資。『如果沒有美國援助，蘇聯應該會輸給德國吧』，俘虜間聊天時經常互相恨恨地這麼說。」
對於這種不平衡的狀態，蘇聯人似乎也充滿不滿，只是表面上沒說出口。
「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吧，有個表情嚴峻的俄國人，在我們作業中靠過來攀談，用俄語說：『史達林，不好。』他與我們也沒多熟悉，會對我們說這些，大概是因為無法與俄國人討論這些事情吧。在史達林時代，說這種話如經告密，就會被送到集中營去。」
此外，蘇聯方面對於接收俘虜一事，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等戰俘抵達之後才開始整備戰俘營即是一例；且不僅發生於謙二的戰俘營，在其他各種回憶錄中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描述。蘇聯在沒有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下，便強制帶走這些人，當作自國的勞動力。
俘虜們在戰俘營雖然有領到冬季衣物，但其實這些是蘇聯軍隊從日本軍擄獲的防寒衣物與防寒靴，在西伯利亞根本不夠保暖。
「日軍的冬季衣物跟蘇軍相比，實在差太多了。例如防寒靴，為了止滑在靴底打上鉚釘，但寒氣卻會隨著鉚釘直傳腳底。蘇聯的防寒帽都有兩層，日軍的僅有一層。蘇聯人常說，在西伯利亞如果額頭受寒，就會要人命。日本竟然想靠著這種裝備與蘇聯軍隊作戰。日軍曾經出兵西伯利亞，理應學到一些經驗與教訓，真搞不懂軍部的人究竟在想什麼。而蘇聯方面似乎也不知道這種狀況，從隔年起，大家都想換用蘇聯的防寒物件。」
另外根據謙二的說明，最初的冬天，戶外作業時不斷出現人員凍傷。但從第二年起，根據哨兵所的溫度計，早上六點如果溫度低於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戶外作業，蘇聯方面也開始再三注意預防俘虜凍傷。「恐怕俄國人也沒想到，日本士兵如此無法抗寒，竟然造成了這麼多犧牲者」。
在這種準備不足與惡劣待遇之下，自然招致俘虜們不想勞動且效率低落的結果。根據蘇聯內務省預算收支統計，由俘虜勞動獲得的收入，不僅無法維持管理費用，一九四六年度還出現了三千三百萬盧布的赤字，必須由聯邦支出預算來彌補 。
提出這個數字，並非想為蘇方辯護。畢竟當蘇聯決定利用俘虜進行強制勞動，就應當負起責任，但蘇方卻未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也沒有勞動計畫，在這種情形下移送六十萬俘虜，只能說是異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導致的結果，除了非人道的處境之外，這種愚行還給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即便俄國人個人不帶惡意，但國家仍難辭其咎，必須負責。
部分俄國歷史學家曾經提出，「與遭德軍俘虜的俄軍受到之虐待相較，蘇聯對日本人俘虜的處置已經相當人道」，或者「關於俘虜待遇，因為蘇聯並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條約，所以無須遵守俘虜規定」等見解 。根據蘇聯中央政府的指示，給予俘虜規定量的食糧，支付他們薪資，甚至有俘虜能到市集購物，這些情況確實可能存在，但並無法成為否定日本俘虜境遇悲慘、被當作奴隸操用的論理根據。
不過同樣地，這樣的指摘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方面。雖說大日本帝國統治朝鮮時出現赤字，但這並不能當作是日本曾在朝鮮施予善行的根據。而日軍在亞洲各地掠奪當地居民的物資，加上輕視補給與管理拙劣，最終責任仍應在於把戰線擴大到與自己國力不相稱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線的士兵們不懷惡意，但國家仍責無旁貸。而與上述俄國方面歷史學家相似的發言，是否也存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這點諸位不妨試著思考看看。
第九章 戰後賠償審判
七、國民的良心
謙二他們的訴訟，於一九九七年一月開始第一回公審。但這天只在法官表示此案並非損害賠償，應屬於行政訴訟的發言後，便宣布退庭了。更換法官之後，於五月十三日展開第二次公審，原告終於獲得陳述意見的機會。
這天謙二與在「非戰兵士之會」結識的兩名原日本兵，一起套上寫有部隊名與軍階名的白色肩帶，從地鐵站走向法院。這是宋斗會提議的宣傳訴求手法，但卻沒有大眾媒體前來採訪。同行的只有宋的支援團體，以及謙二的家人而已。
吳雄根在法庭上說明被送至西伯利亞的經過。律師要求「希望唱出征時聽到的軍歌」，吳在法官面前唱起當時的軍歌，歌詞如下。
代天行道討不義
忠勇無雙我軍兵
歡聲雷動相迎送
今當出征為家國
往後吳雄根自己如此寫道：「我當時的心情根本不想唱這首歌。但（律師〕如此要求下，於法官面前唱起五十五年前，在國境的石硯鎮，飄然飛舞的日之丸國旗與母親和妹妹的目送下，登上火車時聽到的那首歌。」（〈上告理由書〉，平成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終於輪到謙二站上證人台敘述遭拘留的經過，以及如何與吳根雄相識。當時他準備了「意見陳述書」，在法庭上幾乎全部依照該書宣讀：
「我成為本次訴訟的原告，目的並非金錢，只想為吳雄根的控訴進行代辯。又通過本次訴訟，希望日本能夠成為真正尊重人權的國家，這是我對此次審判的期望。
戰後我在戰俘營待了約三年時間，當時吳雄根也與我同在戰俘營。他生於一九二五年舊滿洲的延邊地區。
他身為朝鮮族，以日本國民身分接受徵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隔天十日他於滿洲西北部的海拉爾入伍，旋即遭受蘇聯軍隊的攻擊，他捲入戰鬥中並身負重傷，被搬送到蘇聯領土內的醫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後，經由朝鮮回到故鄉成為中國人。但曾為日本兵士的事實為他的生活帶來許多歧視待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甚至受到瀕死的迫害。
幾年前我領取了給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慰問狀與慰問金。但日本國認為吳是外國人，因為這項理由所以不適用於領取條件，這點令人無法接受。
為何他必須在西伯利亞過著拘留生活？請各位思考一下。過往，大日本帝國併合朝鮮，使朝鮮民族的人們皆成為日本國民。其結果，他與我一樣因身為日本國民的義務而接受徵兵，之後成為關東軍士兵並成為蘇聯俘虜。只要是針對西伯利亞拘留這個事實施行的慰問，他就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因為是日本國民所以受到徵兵，使他成為西伯利亞俘虜的也是日本國。同樣都是這個不負責任的日本國，事到如今卻說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無法接受慰問，這完全不合情理。
這明顯就是一種歧視，是國際上無法認可的人權漠視。
在這樣的問題上，不能僅思考一個日本國內通用的方法，更需要考量一種國際上通用的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日本一樣，歐美各國也擁有殖民地，異民族、外國籍的人們也成為軍人，為宗主國而戰。在戰後補償上，沒有國家會因國籍不同而採取差別待遇。戰勝國的美國、英國、法國自不待言，敗戰國的義大利、德國亦然。義大利對衣索比亞、索馬利蘭、厄利垂亞、利比亞等殖民地軍人皆進行了賠償。即便沒有殖民地的德國，在此舉一個例子，我讀過一本叫作《在波羅地海濱》的書，由戰前拉脫維亞大使館陸軍武官的太太所撰寫，內容描述一位拉脫維亞陸軍中尉的故事。
一九四○年他為了謀求當時遭蘇聯占領合併的祖國獨立，加入了德軍的拉脫維亞人部隊，之後一九四一年德軍入侵蘇聯，待德國戰敗後他便亡命到瑞典，至一九八○年過世為止，一直以德國軍人的身分領取年金。另外也有烏克蘭人同樣加入德軍，戰後亡命至美國，卻仍舊在德軍的賠償範圍之內。
這樣的舉例應該很清楚了吧。他們從來不曾是德國的國民，對德國而言，他們也始終都是外國人。
身為日本國民並服兵役的吳根雄，日本國對他的處置，是否有所錯誤？
何況，為國而戰是一種可能喪命的行為。不管是受命或自願，都屬於國家對個人的一種契約，一種雇傭關係。
在這種狀況下，國籍根本毫無干係。
這是一種近代國家的常識。日本思考的人權，在國際上既不通用，也談不上是文明國家或現代國家的作法。
這是我對國家的要求。類似這種國際性的戰後賠償，應該不具時效性。請不要一直逃避責任。而且，這種負面遺產也不應該再留給下一個世代。
最後是對法官們的期望。去年三月吳雄根來日本時，我也與有志一同的伙伴們共同向國會、議員、政黨、總理府等處，來回奔波訴求此事。
確實我們獲得了同情。但什麼狀況都沒獲得改善。
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都不作為的話，我們除了向司法機關提出訴訟，別無他法。或許我們的想法過於單純，但我們相信法律的精神，仍會保障我們與生俱來的人權。同情，已經足夠了。無論如何請看清事實本身，希望能正面面對事物的本質，依據論理做出合情的判斷，以上，是我個人的期待。」
對於在法官面前朗讀這份陳述書，謙二這樣表示：
我沒想過能打贏官司，只是在口頭辯論能夠利用的二十分鐘內，闡述我自己想表達的話。為了沒必要的戰爭出征，被迫從事沒必要的勞務，造成大量的親友死亡。外祖父母也是，因為戰爭讓存來養老的財產全部消失，而且平白受了許多苦難。向法官陳述這些事情或許毫無幫助，但總是要把心裡想說的話一吐為快。
口頭辯論結束後，謙二帶著訪日的吳根雄在日本旅遊。「到伊豆半島搭『日式榻榻米座位列車』，一起去洗溫泉等。他也從中國帶了伴手禮來，十分樸素的一個人」。
如前所述，開庭當天並沒有大眾媒體前來採訪。事前有一些報紙訪問，刊登了一些周邊報導，但也僅止於此。當時的戰後賠償審判數量很多，這次的審判並不如「從軍慰安婦」問題一般，能夠獲得廣泛的關心與注目。謙二如此表示：「我沒怎麼意識到同時期在打的其他戰後賠償官司。報紙刊出的報導也鮮少有反響或支援。大概就是那麼回事，多想也沒幫助。與我有往來的『非戰兵士之會』舊會員們，倒是一路陪我走到最後。」
之後的訴訟，幾乎都是由律師與法院以書面往來，在謙二沒有機會進行證詞的狀況下進行。二○○○（平成十二）年二月，東京地方法院做出請求駁回的判決。判決主旨有：①關於損害賠償，因為「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所以無法進行賠償；②關於公開道歉一項，屬於「立法機關的裁量性判斷」。
當已經回中國的吳雄根接到判決通知，據說「充滿失望與憤怒，滿腔怒火之下病倒了」。吳根雄在稍後的上訴書中也表達：「希望日本的法官能告訴我，我身為朝鮮族為何要為日本國與日本人民承受這些損害？」「人性與正義根本不適用於日本法官！」（前揭「上訴書」）。
這樁訴訟後來仍繼續上訴，但二○○一年遭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之後二○○二年又遭最高法院駁回定讞。對此謙二如此描述：
「當最高法院宣告駁回時，法院的態度只有「結束了，請由此離開法庭」，類似這般草草結束的感覺。那個時候甚至還有人發出不滿的叫嚷。」
跑去幹那種事情，要把自己說成好事之徒也無不可。不過還記得宋斗會的支持者事後打電話給我，說過：「雖然訴訟結果如此，但在書面上留下了資料，也具有相當的意義啊！」這麼一段話。當時聽了才想到，原來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理解，能在法院堆積如山的案牘中留下資料，確實有一定意義。
發掘堆積如山的案牘資料並賦予意義，屬於歷史學家的領域。擔任這場訴訟的律師，在訴狀中如此描述謙二：「即便國家缺乏良知，但在無意之中，與國家的不義相對照，這個國家的國民卻仍展示出了良心。」這樣的評價是否恰當，套用一句陳腔舊調來說，就是「留待歷史評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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