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就像一隻小風車：李維史陀與《憂鬱的熱帶》》自序（節錄）

只有骨頭、骨頭、骨頭！
我第一次接觸李維史陀，是在一九八二年年初，大一寒假，從圖書館裡借了Edmund Leach寫的、黃道琳翻譯的《李維史陀：結構主義之父》。
二○○七年英年早逝的黃道琳，是最早將李維史陀與結構主義介紹給台灣讀者的重要人物，事實上也就是他將Levi-Strauss譯為「李維史陀」。雖然另外一位英年早逝的人類學才子王志明翻譯《憂鬱的熱帶》時，將作者名譯為「李維—史特勞斯」，但至今我都還是維持用黃道琳譯的「李維史陀」，一來習慣難改；二來誌念這位曾經短暫有過一段交誼的前輩友人；三者，在法文中，Levi-Strauss的最後兩個ss是不發音的，「李維史陀」比「李維—史特勞斯」更接近原音。
那個寒假，除了《李維史陀：結構主義之父》之外，我還借了一本Elvin Hatch的《人與文化的理論》，在那個慣例潮濕寒冷的台北冬天，這兩本書卻讀得我處在一種忽忽如狂的頭腦過熱狀態中。
從高中時開始自以為對「文化」有了特別的關懷，也自以為讀了許多談「文化」的書（《中國文化史》、《西洋文化史》、《東西哲學及其文化》、《中國文化的前途》、《佛教與中國文化》……），卻從來不知道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看待「文化」、解釋「文化」，進而透過「文化」來探索人類行為。
我第一次真正接觸了一門過去陌生的學科—「文化人類學」，因而對「人類學」有了徹底翻轉的不同看法。
我們那個時代，高中考大學時要填志願，但說老實話，對於擺在我們眼前的大學科系，絕大部分是搞不清楚狀況的。文科志願中最奇怪、最難理解的，首推全台灣獨一無二的「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就此一家，別的大學都沒有這種怪系，但偏偏又開在台大，不是任何其他大學。如果是台大以外的任何一所大學單獨開了這個系，我們的反應可以很自然、很直接—不理它，當作它不存在就算了。然而這是台大文學院的最後一個志願，絕大部分考生還是覺得不能放棄任何可能上得了台大的機會。
於是我們難免要對「考古人類學」這幾個字多看幾眼，難免要嘟噥討論一下這幾個字的意義。不知從多久以前，建中文組班的學長們就傳留下來對「考古人類學」的簡單定義—用台語說「挖死人骨頭的」。
就算我年少時興趣廣泛，也不可能會對專門學習如何「挖死人骨頭」動念的。自己認定了就是要讀歷史，連外文系、中文系都沒填進志願裡，當然不會考慮「考古人類學系」。
沒想到依照自己的志願進了台大歷史系，大一的必修課中，赫然出現了「考古人類學導論」。我高中時蹺課就蹺得厲害，上了大學更是變本加厲，大部分時間寧可耗在圖書館裡找書讀書，課堂能不去就不去。開學好一陣子，都還沒好好在「考古人類學導論」的課堂坐過，也就一直沒搞清楚這究竟是如何一門學問。
我不急、不在乎，歷史系的直屬學姊比我急、比我在乎。她好心地翻找出自己大一時用過的筆記祕笈，硬塞給我。我花了一、兩個小時在圖書館翻了翻上學期的筆記，哇，「考古人類學」還真的是「挖死人骨頭」的啊！
陳奇祿老師教的「考古人類學導論」，先列出了「考古人類學」的分項內容，包括：「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民族誌」和「文化人類學」，然後就進入對於「體質人類學」的說明。筆記上密密麻麻都是人體結構的繪圖、骨骼形狀、還有關於人骨的種種專有名詞。乍看之下，很像醫學系學生的課程內容，唯一最醒目的差別是：不教肌肉、不管內臟，就只有骨頭、骨頭、骨頭！
寒假之前的「考古人類學導論」期末考，我考得一塌糊塗。考卷上有一整大題完全空白。陳老師上課時交代過，一定會考關於人類頭骨的相關名詞，大部分同學都知道要特別準備，只有我不知道。「請寫出『頭寬』、『頭高』、『頭長』的定義及其學名」，這樣的題目我只能望而生嘆。考試成績公布，我的「考導」（「考古人類學導論」的簡稱）真的「考倒」了，拿了班上倒數的六十二分。看完成績走回文學院，我記起了筆記上說：下學期「考導」的主要授課內容是「文化人類學」，為了避免又被「考倒」，我決定到圖書館借幾本「文化人類學」的書，放假時好好提前進入狀況。

大開眼界
這一讀，竟使我狀況大亂。文化人類學開展的視野，逼我重新思考歷史、史學與歷史系的訓練。相較於文化人類學那種結合科學、理論、荒野冒險與文學記錄的研究方式，歷史，尤其是我當時所了解的傳統歷史與史學，顯得如此狹隘、如此平板且古板。
大一下學期，和上學期徹底相反，「考古人類學導論」成了我最感興趣的一門課。我還是沒有花太多時間在陳奇祿老師的課堂上，不是因為對他教的沒興趣，而是嫌他教得太少、教得太慢了。我拿著那份筆記，把下學期「考導」課程中提到的每個人名、每本書名都抄記下來，然後到圖書館裡抱回一堆又一堆的書。
兩、三個月的時間中，我認真讀了Edmund Leach寫緬甸高原社會原住民結構的書，讀了Bronisław Malinowski和E. E. Evans-Pritchard的民族誌，還找到了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的英譯本，在台北逐漸熱起來的日子裡，開始閱讀。
然後我確信自己喜愛人類學遠勝過喜愛歷史。於是我鼓起勇氣，到「洞洞館」的考古人類學系系辦，詢問如何轉系。
系辦的助教聽不懂我在講甚麼。前面三分鐘，他認定我要問他如何從考古人類學系轉出去，因而帶點不耐煩地反覆聲明：「你想轉哪個系，就去問那個系，有的系有轉系考，有的系沒有。」我再三跟他說我就是想轉入考古人類學系，所以才來問的，這話好像無論如何都敲不進他腦袋中。終於，他弄懂了，驚呼一聲：「怎麼會？」
考古人類學系沒有固定的轉學規定。助教幫我問了之後告訴我，因為已經多年沒有遇到有學生要轉入了。所以，把成績單交來，然後跟系主任談談，應該就可以了。
那年考古人類學系的系主任，是李光周老師。約好時間，我去辦公室見他，見面第一個問題當然是：「你為什麼會想轉來我們系？」我早準備好了答案，立即將我對文化人類學的一點點認識全盤掏出，說了一大串話，甚至還狂妄地比較了英國的「結構功能學派」和法國的「結構學派」。
李光周老師很有耐心地帶著微笑聽我講，沒有打斷。等我講完了，他才幽幽地問了一句：「這個系叫做『考古人類學系』，但你都沒有講到『考古學』？」我愣了一下，還真沒防備到會有此一問。我以為顯現了自己對於文化人類學的熱情與理解，系主任應該會立即讚許地點頭說：「很好，歡迎加入我們！」
沒防備、沒有預想的答案，不到二十歲的我，就只能從心底掏出真話來。我不喜歡考古學，覺得考古是一門很無趣的學問，而且其研究方法與知識推論，大有問題。甚麼樣的東西會留在地下，甚麼樣的東西會被挖掘出土，充滿了偶然，要如何靠那麼偶然又那麼稀少的材料，來推斷過去的人類文化與歷史呢？
李光周老師還是很有耐心地帶著微笑聽，也沒有打斷。又等我講完了，李老師仍然帶著微笑，給了我他的答覆：「這位同學，現在我明白你『考導』成績為什麼會那麼奇怪了。很抱歉，我無法接受你轉系，不是因為你剛剛說的話，你來之前，我們在系務會議簡單交換過意見，系裡有老師提醒我：一個『考導』只考了六十二分的學生，實在不適合轉進我們系。」
我想爭辯說：「那是上學期，下學期我一定會考出全班最高分！」卻沒說出口。李老師多加了一句：「不過我個人很歡迎你多到系裡來上課，尤其是上上考古學的課，你對考古學很有偏見啊！」
三十年後回想這段往事，我都還是忍不住對自己的無知感到滿臉臊熱，我非但不瞭解考古學，也不了解中國考古學的驚人成就；我非但不認識代表中國考古學最高成就的學者如李濟先生，也不知道李光周老師就是李濟先生的公子！
但李光周老師非但不以為忤，而且後來幾年親切待我，讓我有機會接觸、學習考古學，扭轉了原先的無知與荒唐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