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第二十九章　思想大解放（節錄）

一九五六年發生另一件事，大大震撼了中國和全世界。二月二十五日，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發表報告，譴責史達林搞個人崇拜。這位已故的獨裁者被控訴多項罪行。赫魯雪夫強調，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犯了嚴重錯誤，違反集體領導的原則，並且建立個人獨裁。他談起史達林在民族問題及農業政策上犯的錯誤，也談他在蘇聯國際關係上犯的錯誤。然而，他沒有提到史達林不信任毛澤東；赫魯雪夫倒是提到史達林對待狄托犯了錯誤。

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蘇共全代會。朱德、鄧小平及其他人員代表中國共產黨與會，他們將這個驚天動地的新聞回報給毛主席。毛澤東也大吃一驚。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才發賀電給蘇共二十次大會，照例歌頌已經去世的史達林。賀電提到「列寧創造、史達林養大的所向無敵的蘇聯共產黨」。朱德也極為尷尬，他在大會主席台上才宣讀賀電，全場掌聲如雷。赫魯雪夫這番話給人的印象是，他根本不管他的講話會在共產世界引起什麼回響。他甚至沒把報告書交給外國的共產黨過目。毛澤東必須靠新華社譯自《紐約時報》三月十日刊登的全文，才得知箇中內容。赫魯雪夫只顧著解決自己的問題。換句話說，在譴責史達林主義時，這位蘇聯新領導人的行徑與史達林無異，一點兒都不懷疑莫斯科所有的衛星附庸國家會照單全收克里姆林宮所講的一切。他們曾經在一九三九年接受令人難以置信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即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完全翻轉了蘇聯與希特勒德國的關係，而今他們也將接受史達林被批判。

然而，經過一番思索，毛澤東壓抑下原先不痛快的感覺。姑且不論其他，批判克里姆林宮前獨裁者使他徹底解脫。赫魯雪夫於一九五四年到訪所開始的過程，現在達到它合邏輯的結尾。隔了一陣子，赫魯雪夫送來了官方正式消息，毛澤東注意到這個拆卸史達林神壇的蘇聯首腦並沒有百分之百的自信。他很明顯試圖爭取毛澤東的贊同。毛澤東為此甚爽；它證實了他原先對赫魯雪夫的印象；赫魯雪夫是個軟弱的夥伴。這個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在私函中告訴毛澤東，蘇共通過了有關史達林的決議之外，又提議協助中國興建五十一個軍事項目和三個科學研究機構。他也表示願意與中國合作，興建一條連接新疆烏魯木齊到中蘇邊境的鐵路。換句話說，赫魯雪夫企圖爭取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赫魯雪夫的個人代表米高揚和中方簽署了一份蘇聯援助興建五十五個新工業設施（包含製造火箭和原子武器的工廠）的協議。

這一切激烈地改變了中、蘇關係之間的力量均衡。從現在起，毛澤東不再需要仰事蘇聯，覺得必須抄襲蘇聯的經驗。如果說他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初推動類似蘇聯的史達林式集體化時，只敢要求以比蘇聯更快的步調進行，現在他完全可以摸索自己的發展路徑。他甚至可以試圖趕上、並超越蘇聯，把中國打造成最強大的工業強國。

他搞懂了赫魯雪夫的報告之後，於三月三十一日邀請回莫斯科出席蘇共二十大、而今回到任所的蘇聯駐北京大使尤金過來一談。尤金本人也想要見毛澤東。赫魯雪夫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要求尤金大使求見。然而，毛澤東以生病為託辭，讓尤金等了一段時候才終於答應見他。兩人談了三個小時。毛澤東精神十分亢奮，儘管話題嚴肅，他卻談笑風生。他希望給人的印象是，他的人生閱歷豐富，智慧深邃，能夠安然笑看世界風雲變色。然而，很顯然他無法坦然討論史達林這個話題。

他先開口告訴尤金，他認為已逝的導師「毫無疑問……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優秀忠誠的革命家」。據尤金的說法，毛澤東同時也說「（蘇共二十大）代表大會的文件使他印象深刻」。毛澤東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和代表大會後所造成的氣氛，也會幫助他們廣開言路……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不能先說話的」。

毛澤東很清楚他在說什麼。我們已經看到，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歷史當中，它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幾乎無可避免地在意識型態、組織和政治上，都得依賴莫斯科。雖然毛澤東心知肚明史達林的奸詐陰狠，現在他一死，自己可以感到輕鬆，可是他無法公開批評他的「領袖和導師」。沒錯，他並不清楚史達林陰狠的全貌。例如，他並不曉得這個克里姆林宮獨裁者在一九三八年曾經計劃，針對共產國際官員發動大規模政治審判。史達林在思索要鬥爭哪些人時，一度把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雲、李立三、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鄧發、吳玉章、楊尚昆、董必武，甚至一九三五年已被國民黨處決的瞿秋白，都列入黑名單。內務人民委員部調查員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郎方（Aleksandr Ivanovich Langfang）對一九三八年三月被捕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人事部官員郭紹棠動刑，逼得他攀咬出上述這些人。我們不用懷疑，郎方不會自己主動去做這件事。

史達林打算在已經進行過的齊諾維也夫和卡門涅夫案（Zinoviev and Kamenev）、拉狄克和皮亞塔可夫案（Radek and Piatakov），以及布哈林和萊可夫案（Bukharin and Rykov）這三大案之外，再於一九三八年春末針對共產國際官員發動公審。這一次主要對象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約瑟夫‧派特尼斯基。其他目標還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官員貝拉‧孔（Bela Kun）和威廉‧柯諾寧（Wilhelm Knorin），至於上述中方人士只是配角。決定逮捕大批共產國際官員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定案。五月二十六日子夜一點鐘，季米特洛夫被請到人民委員葉佐夫辦公室；葉佐夫告訴他說：「共產國際裡潛伏了重要間諜。」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初，開始動手抓人；可是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國人大部分沒被抓。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如此，但是若非史達林放棄他的計劃，很有可能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遭到他的毒手。他沒有把毛澤東列在「黑名單」上，但是又有誰真知道他究竟有多少份整肅名單呢？

毛澤東並不曉得有這麼一件胎死腹中的整肅計劃，他和尤金大使的談話，大部分集中在史達林對中國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有哪些政策錯誤。他提到他和史達林歷年交往過程遭遇到哪些羞辱。最後，他告訴尤金，《人民日報》即將發表社論談蘇聯個人崇拜的問題。

這篇社論由陳伯達執筆，經過毛澤東本人及其他幾個人（其中只有少數是政治局委員）潤飾，發表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它的標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由於它的讀者對象是廣大民眾，它並沒有對前共產主義偶像做出不平常的批評。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並不希望有任何人打起反史達林的旗幟來反對他們的獨裁專政。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承認，「我們並不打算把史達林和第三國際幹的壞事統統向群眾揭露」。現在，毛澤東也不想透露他本身尋求自己的發展路徑的計劃。史達林的功過被定為七三開，但是蘇聯還是被稱頌能夠「無私地批評……過去犯的錯誤」。

次日，毛澤東接見赫魯雪夫的私人代表米高揚時，又提到這個話題。米高揚是在四月六日來中國訪問兩天。根據社論精神，毛澤東花了不少時間批評史達林對中國革命犯下的「嚴重錯誤」；可是他指出，「史達林功大於過」。米高揚在回話時，邀請毛澤東到莫斯科訪問。毛澤東問說：「去幹嘛？」米高揚不正面回答，只說：「總會有事的。」毛澤東很不爽米高揚一副家長口吻。

五月一日，天安門廣場照例舉行五一勞動節大遊行，遊行隊伍和去年一樣，高舉著史達林的巨幅人頭照。全中國各城市的遊行亦莫不如此。次日，毛澤東主動拜訪尤金。根據蘇聯外交官康士坦丁‧克魯提可夫（Konstantin Krutikov）的回憶，毛澤東再次表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史達林「功過」的立場；可是他又提到上次和米高揚談話之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史達林不信任他……很顯然，史達林認為即使他最親近的副手伏洛希羅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根本比不上外國的受提攜者。」可是，他拜訪尤金另有目的。毛澤東是來表達他不同意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中的一些立場。赫魯雪夫提到「兩種制度和平共處」和「現階段防止戰爭的可能性」，他不能茍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悄悄表示，它不能同意同一份報告中有關「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理論。《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有一篇文章談論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這個主張即被刻意忽視。

毛澤東決定也要對「和平共處」表達他的觀點。他採取非常迂迴的方式，不直接攻擊。他告訴尤金大使，三國時期（西元二二○年至二八○年），由於年年征戰，中國人口減少了四千萬人，而在唐玄宗時期，安祿山作亂（西元七五五年至七六三年），人口減少得更厲害。他的意思是用不著害怕和帝國主義發生核子戰爭。即使帝國主義者能佔領蘇聯的歐洲部分和中國的沿海省份，社會主義最後仍會勝利。他的結論是，帝國主義只是「紙老虎」。不知什麼原因，他很喜歡「紙老虎」這個字詞，在幾個不同場合使用過，甚至還開玩笑地稱江青為「紙老虎」。這一次，他只是迂迴地重述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與芬蘭駐中國大使卡爾—久翰‧孫士敦（Carl-Johan Sundstrom）所說過的話。當時他說：「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六億人口，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美國如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結果是美國和英國及其他幫兇國家的統治階級要被掃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變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他們發動戰爭愈早，他們在地球上被消滅也就愈早。

就在最近，即四月底，毛澤東在為期四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一項不尋常的講話。四月二十五日的這項講話，題目是〈論十大關係〉，它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基本上，這項講話代表毛澤東整個世界觀的重大轉折，反映中國共產黨思想正在解放的新氣氛。它界定了黨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政策，這條路將不同於蘇聯模式。首先，毛主席痛批蘇聯經驗，公開主張黨要走新路徑：「我們工作中間還有些問題需要談一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顯然他已經開始重新檢討史達林主義模式，覺得它不夠激進，而且蘇聯的發展步調太慢。

毛澤東沒有提出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的詳盡計劃；然而，他指示一些策略元素，強調需要遵循「多、快、好、省」的原則。他心中盤算的是：大幅提升對輕工業及農業的資本投資，快速開發內地省份，減少在國防部門的投資，以及加速整體經濟建設。毛澤東也談到加強對工作的精神、而非物質鼓勵，減少集中化官僚管理下的經濟範圍，並且開發相對自主的生產基地。他沒有隱瞞新策略和蘇聯策略之間的差異：「我們必須以分析、批判的眼光學習，我們不能囫圇吞棗抄襲、機械地移植……有些人從來懶得分析，只知「跟風」。今天若吹北風〔即蘇聯〕，他們就加入「北風」派……如果每句話都奉行、即使是馬克思說的話，一定大亂……我們若是已經清楚明白，我們就不能每個細節都學別人……蘇聯有許多人很自負、很傲慢。」

毛澤東的講話稿當時沒發表，一點兒也不奇怪。毛主席不只是公開批評蘇聯。他的想法與中國許多領導人的想法南轅北轍。後者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鄧小平也不瞭解他的想法。譬如，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主張增加人民幣二十億元的資本建設，周恩來就公開和他爭辯。周恩來認為，這樣做就會很難供應基本必需品給老百姓，會導致城市人口異常大增。毛澤東被這個主張刺痛，五月二日他把他的新主意又向最高國務會議成員提出來。

在這個情況下，中共中央覺得有必要派發毛澤東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稿，但只發給黨的高階及中階幹部。這時候，周恩來、陳雲和其他經濟專家忙著起草第二個五年計劃，他們沒有完全理解毛澤東的非正統想法。基本上，他們沒理睬他。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是如此。他們全都忙著日常的黨、政工作，沒有時間與「偉大的理論家」進一步討論他的新構想。

毛澤東很生氣，他提的構想竟然沒人聞問。一九五六年中期，他從北京飛往廣州視察，希望能像以前一樣取得地方幹部的支持。當時天氣非常熱，廣東人飽受蚊蠅肆虐之苦。毛澤東居停的住處沒有冷氣機，可是他並不急著回北京。他必須解決一大堆問題、接見許多人、評估他們的想法、爭取他們支持他和「死硬的溫和派」繼續鬥爭。這些「溫和派」利用主席不在家，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批評「保守主義」和「急躁情緒」。毛澤東的反應卻十分孩子氣，他說：「我才不讀它。我幹嘛要讀他們罵我的文章？」

他對這些完全缺乏「勇氣與決心」，「仍有奴隸心態的殭尸」感到疲倦。不，他必須向他們展現他比全部人加起來都還有力量。

他決定要實現舊夢，游渡三江：廣州的珠江、長沙的湘江，和武漢的長江。他的確是個游泳健將，但是他的想法也的確很荒謬。這三條河流都寬得不得了，長江更有許多漩渦和急流。但是想讓他改變主意根本就是浪費時間。一九五六年五月底，他跳進水面寬逾一點五英里的、汙濁的珠江。職責在身、必須陪他下水的醫生說：「水可真髒，水色汙濁，偶爾有糞便從身旁流過。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個氣箱，全身鬆弛，兩腿微曲，彷彿睡在沙發上。他隨水流漂浮，只有時用手臂打水，或擺動兩腿。」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將近兩小時，超過六英里。不久之後，他離開廣州，前往長沙，兩次游渡一英里寬的湘江，湘江的水也沒比珠江乾淨。毛澤東高興得不得了。他大聲喧嚷：「湘江太窄，游長江去。」

毛澤東終於在六月初抵達武漢。很快地，在四十多個衛士簇擁下，他來到這條大河岸邊。當然，他沒辦法游渡長江；那會是愚蠢之舉。水流力量極大，毛澤東只是順流漂浮而下，和珠江一樣；這次漂流超過十八英里。毛澤東高興得無以言宣，新聞記者也準備好了，立刻向全國發布「我們敬愛的舵手」勇敢征服長江的「好」消息。毛澤東在武漢逗留那幾天，在長江游水三次。他後來熱切地說：「事情就怕認真對待。認真準備，事無不成。」我們曉得，他心裡念玆在玆的就是政治局裡的「溫和派」。

可是，新的一樁失望在北京等著他。政治局裡的「溫和派」正在緊鑼密鼓籌備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把個人崇拜問題放到議程上。北京的氣氛十分緊繃，毛澤東暫時不去碰黨務，躲到黃海邊安靜的度假小城北戴河避暑。他可能心裡想：「你們想逞能呀？請便。大家走著瞧！」他又玩起他鍾愛的游擊戰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夏末，他向左右宣布，基於「健康」原因，他打算交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位，只保留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一職。

劉少奇和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不希望冷落毛澤東，也趕到北戴河去。主席一直都是他們的領袖。他們只希望有些集體領導權。可是這也正是毛澤東所不能同意的。他認為，赫魯雪夫的融化不僅威脅中國，也危及整個社會主義大業，後果如何尚不可預料，中國共產黨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團結在他四周。

中共八大就在這兩種觀點對立衝突的背景下召開。正式會議是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開。一千零二十六位黨代表和一百零七位候補代表，代表將近一千一百七十三萬名黨員出席會議。但是，正式會議之前，從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二日還有閉門討論（所謂的預備會）。在這些討論中，敲定了大會的一切基本決策。代表們在閉門會議中討論及通過所有的決議，以及所有的基本報告和講話的文本。他們也要解決人事問題。
這一次，毛澤東非常小心。和以往一樣，為了測試他的對手，他不主持任何一次會議，也不發表任何報告。他把最活躍的角色交給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他本人要故示「謙虛」。他只發表兩次簡短談話歡迎與會代表，一次是八月三十日預備會第一次會議，另一次是九月十五日全代會開幕式。同時，他竭盡全力推介他的構想。特別是在這兩次簡短談話，他都重申「十大關係」中的主張，他也修訂劉少奇將向全代會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的草稿。他添了下面一段文字：「中國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是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國援助為輔，這一點也要弄清楚。那種喪失信心，以為自己什麼也不行，決定中國命運的不是中國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賴外國的援助，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為了明白顯示他拒絕接受蘇聯的家父長主義，毛澤東甚至拒絕出席九月十七日的會議，因為赫魯雪夫的代表米高揚被安排在會上演講。

全代會的基本調子卻完全不符毛澤東的意向。在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領導下，與會代表尊重蘇聯模式，只支持毛澤東意在加速完成史達林化的社會實驗。全代會正式宣布中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已經勝利。所有發言者都熱切稱讚農村和城市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
然而，最重要的是，全代會通過的一項決議，讓毛澤東痛徹心脾。在赫魯雪夫於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的講話所創造的新氣氛影響下，中共八大的代表竟然同意從黨章中刪掉中國共產黨由毛澤東思想「指導它整個工作」這句話。取而代之的一段文字是：「中國共產黨由馬列主義指導。」鄧小平在宣讀〈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時，特別強調需要針對強欲別人接受意見、並且將它光榮化的鬥爭。他宣稱：「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固然他也提到毛澤東在反對中共黨內個人崇拜的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沒有人把這句話當真。全代會恢復設置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這一點也相當重要。毛澤東親自提議由鄧小平升任總書記。即使鄧小平不瞭解「十大關係」，毛澤東認為他是「相當誠實的人」，因為鄧小平並不像劉少奇和周恩來那樣公開表示反對毛澤東的冒進。

可想而知，毛澤東並不滿意八大所通過的許多決議。個人崇拜這個問題最讓他不滿。全代會之後不久，他即決定反攻。他在接見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團時，故作不經意地說：「中國也有些人公開批評我。中國人民寬容我的缺點和錯誤。那是因為我們一直都在服務人民、為人民工作。」這些話聽來頗有向毛澤東的對手警告的意味，尤其是毛主席還解釋說，「老闆主義」在中國還不是問題。他還說：「有些人批評我之時，其他人會出來反對，指責他們對領袖不敬。」這時候，在他的親信圈子內，他開始批評赫魯雪夫的反史達林政策。他向他的譯員李越然抱怨，史達林是「該被批評、但不是殺頭呀！」他在生氣時向另一個譯員閻明復表示，赫魯雪夫「不夠成熟到可以領導那樣一個大國」。他也對其他副手說，赫魯雪夫「不遵守馬列主義」。

一九五六年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的反史達林主義事件，也大大增強了中國領導圈內的崇拜氣氛，進而增強了毛澤東的地位。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工人示威風潮下起而掌權的波蘭共產黨新領導人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將史達林派趕出波蘭工人黨政治局。其中之一即波蘭國防部長兼部長會議副主席康士坦丁‧康士坦丁諾維奇‧羅科索夫斯基元帥（Marshal 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Rokossowski）。他是由史達林欽點出任這兩項要職。原本在波蘭人民中就很強烈的反蘇氣氛，開始快速增長。同時，在匈牙利方面，由於民主革命的結果，政府權力交到頗孚民心的自由派共產黨人納吉（Imre Nagy）手中。東歐社會主義的危機，毫無疑問是因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講話所引爆。

毛澤東對此非常瞭解，也不隱藏他對赫魯雪夫行動的不滿。十月二十日晚間，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他首次譴責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他聽到新聞報導說，赫魯雪夫打算動武、對付哥穆爾卡，他不願見到這一幕。蘇聯干預波蘭政局可能引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開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立刻召見蘇聯大使尤金。毛澤東不顧禮節，穿著睡衣，在臥室接見尤金。毛澤東十分激動地說：「我們堅決反對你們這樣做。請你馬上把我們的意見打電話告訴赫魯雪夫：如果蘇聯出兵，我們將支持波蘭反對你們。」

接到尤金報告後，赫魯雪夫驚慌不已，於十月二十一日決定，「鑒於情勢……對武裝干預〔全面〕節制。展現忍耐。」毛澤東覺得他贏了。十月二十三日半夜一點鐘，又把倒楣的尤金找到他臥室講話；當著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整個政治局核心的面，他慍怒地指出，俄國人已經完全丟棄了史達林的利劍。他說，結果是敵人撿起劍來、殺共產黨人。他說，這不啻是搬磚砸自己的腳。

現在讓毛澤東不安的大事是匈牙利的局勢。到了十月二十三日，它已經發展到更加緊張的地步。因此，匈牙利問題是赫魯雪夫和劉少奇討論的重點。劉少奇與毛澤東一直保持密切聯繫，而毛澤東起先建議赫魯雪夫，對匈牙利也採取和對波蘭相同的和平方式。他相信「匈牙利的勞動階級」能夠「重新掌控情勢，自己平息動亂」。但是情勢在十月三十日下午急轉直下。毛澤東同時接到中國駐匈牙利大使和劉少奇的報告，國家安全官員在布達佩斯被私刑處死，這下子他按捺不住了，決定不能聽任事態發展下去。看來，匈牙利的革命和哥穆爾卡的自由派共產黨改革不一樣。它有可能從根本上動搖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局勢。劉少奇通知了赫魯雪夫及蘇共中央主席團其他人員毛澤東的新觀點：「〔蘇聯〕部隊應該留在匈牙利和布達佩斯。」這是准予鎮壓匈牙利民主運動的綠燈。

十月三十一日晚間在機場為中方代表團送行時，赫魯雪夫顯然已聽進毛澤東新立場的意見，他告訴劉少奇說，蘇共中央主席團已決定「恢復匈牙利的秩序」。赫魯雪夫日後回憶說：「不再有爭論。劉少奇說，如果在北京還有人有不同意見，他會通知我們。」但是毛澤東沒有再次改變立場。結果是赫魯雪夫決定全面進擊，尤其是很快就發現，匈牙利政府宣布它有意退出華沙公約，並轉向西方國家及教宗求助。十一月四日，蘇軍坦克開進布達佩斯。匈牙利人民革命淹死在血水中。

儘管如此，毛澤東和中國其他領導人十分震驚，社會主義國家裡竟然會發生自由民主運動。十一月中旬，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繼續發展他的「棄刀」論。他對蘇聯的攻擊空前猛烈。他控制不住怒氣，甚至宣稱許多蘇聯領導人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丟棄列寧的刀」。甚至，他更標舉他和莫斯科在另一範圍也有歧異，他首次公開批評赫魯雪夫的「從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之理論。毛澤東強調說：「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當然，他發動的論戰明顯是設計出來的：畢竟，沒有人能預測未來。縱使如此，從這時起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期，蘇聯和中國領導人一直激烈辯論「從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毛澤東也試圖向東歐若干國家領導人招手。他認為這些國家的根本問題，在於其共產黨員沒有妥當地進行階級鬥爭。因此這些國家有「太多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

利用這個情勢，他同時試圖推動在中國加快經濟發展步調的主張，再度攻擊仍然傾向蘇聯經濟經驗的「溫和派」。他在二中全會前夕指出：「蘇共二十大有個好處，就是揭開蓋子，解放思想，使人們不再認為蘇聯所做的一切都是絕對真理，不可改變，一定要照辦。我們要自己開動腦筋，解決本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

毛澤東一方面確認社會主義已經勝利；另一方面，他表示懷疑黨有能力在劃時代的短時間內，把中國改造成為軍事與經濟大國。為了重振黨的活力，他籲請非黨員群眾，尤其是「民主黨派」及其他知識分子，來批評馬克思主義和中共黨員，對黨的政策提供大膽、誠實的評價。他呼籲直接針對官僚主義發起大規模的意識型態運動。他或許希望能把來自底下的批評，導向他在黨內領導圈的對手。他提議這項運動的口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毛澤東最早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這個口號，但是當時由於黨內的反對和知識分子的懷疑，並未形成風潮。現在毛澤東再次試圖發動運動。雖然他的講話一直要到六月才發表，中共中央於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通過措施以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把他的指示作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之基礎。這項決議成為重振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毛澤東認為黨已經變得太保守、太官僚化，因此才不能採納他激進的政治、經濟原則。黨內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成為密集批評的目標。

五月間，新的「百花運動」正式展開。毛澤東顯然賦與人民完全的言論自由。他現在的講話鼓勵意識型態和政治的多元主義。從五月初起將近一個月時間，中國所有的報紙和其他大眾宣傳工具，統統開放，任何人想對政治議題發表批評，一律歡迎。然而，許多人批評的不是「個別錯誤」，而是整個共產黨專政的制度。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基礎—馬列主義—遭到猛烈批評。民主黨派人士章乃器、章伯鈞和羅隆基等人特別活躍。他們的反共文章獲得許多大學教員的支持。學生陷入騷亂。

中共領導人和毛澤東本人顯然沒有預料到會有如此熱切的反應。他們還沒準備好和對手認真討論，而對手顯然頗孚民心。毛澤東顯然失算了。知識分子並沒有幫他的忙，他們展現出的是排斥共產主義。除了終止運動，已經別無辦法。六月八日，在毛澤東提議下，中共中央通過一道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言論自由全面取消，共產黨恢復原先的政治和意識型態暴政。同一天，《人民日報》對政策突如其來大轉彎提出以下的解釋：「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

《人民日報》等於承認黨的領導人發動一場大規模政治騙局。現在，一場規模空前龐大的鎮壓運動排山倒海撲向知識分子。中共黨史上第一遭，「右派資產階級分子」的標籤貼到數百萬知識分子頭上。大約五十萬人被打入勞改營。他們並不全都批評政府，許多人其實忠於新政府，只是被陰謀及「階級鬥爭的邏輯」害了。

恐怖的氣氛使得毛澤東可以克服他在經濟建設領域的主要對手，周恩來首當其衝。一九五七年夏末，毛澤東抨擊周恩來，指責他犯了嚴重錯誤，試圖追求中國經濟平衡發展。毛主席宣稱他本人本質上是個冒險家，不怕搗亂局勢，以便加速中國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

就在三中全會中，毛澤東首次提到農業生產巨幅增長的可能性，提議重唱早已遺忘的「多」與「快」口號。他說：「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麼多時間。」

毛澤東覺得時間站在他這邊。社會主義在中國基本上已經建設起來，工業已經開發，在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共產黨專政也堅強屹立。現在看來，原本聲勢鼎盛的莫斯科，已經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它在共產世界的權威；波蘭和匈牙利的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事例。當然，赫魯雪夫握有核子武器，而且蘇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發射了斯普特尼克人造衛星。可是，毛澤東要向所有這些共產黨同志顯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現在究竟在哪裡。

毛澤東開始發展他最早在〈論十大關係〉中所提出的，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特殊道路的思想。他前思後想各種大躍進的方法，想要找出一種善加利用中國相對優勢、尤其是取之不竭的人力資源，以加速經濟發展的新模式。他歎息說：「我們這個國家就是鋼太少了。就是要搞實力地位才行，要不然你說話，誰人來理你，人家看不起你，你講半天有什麼用。」

他在莫斯科就誇下海口，十五年後，中國的鋼鐵生產量要超過英國。他對出席共產黨及工人黨大會的代表們說：「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年產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毛澤東之所以會誇下海口，其實是被赫魯雪夫激的。赫魯雪夫天性愛吹牛，十分有名。毛澤東說話之前兩個星期，赫魯雪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週年會議上，高聲喧嚷，未來十五年，蘇聯不僅要趕上、還要超越美國。毛澤東輸人不輸陣，回應「老大哥」，也要「超英趕美」。

毛澤東這麼說，其實還算謙虛。事實上，他內心有一股熊熊之火，決心超越蘇聯，要讓人人知道，尤其是要讓已經發射了兩顆人造衛星的赫魯雪夫知道，我毛澤東也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嬰孩。他在一九五七年初對中國同志講的一席話，就有不少的辛辣和怒氣。他說：「〔蘇聯領導人〕什麼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麼？這叫不算數。看見這麼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麼共產黨員，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之故，毛澤東的新路徑充滿了中、蘇關係無可避免、日益交惡的因子。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杭州（浙江）會議和南寧（廣西）會議中，毛澤東增強對反對「倉促」和「冒進」的人士之抨擊。他再度責備這些人遵循蘇聯模式。他說：「如果我們做的每件事，都和蘇聯在十月革命之後做的事一模一樣，那我們就不會有紡織品，也不會有糧食（沒有紡織品，就沒有東西去換糧食），不會有煤、不會有電力，什麼都沒有。」他在杭州會議上改口宣稱，整風運動要貫徹到底（他自己前不久才在三中全會上決定要放鬆整風運動）。一月十八日，他在南寧警告幹部說，「反冒進」無可避免將「澆滅……六億人民的熱情」。甚且，他告訴周恩來說，周和其他幾個同志「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支持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幹部被迫要進行自我批評。日後周恩來向他的秘書解釋說，他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型態上他落在毛澤東同志之後。周恩來哀傷地說：「我必須仔細地學習毛澤東思想。」然而，毛澤東甚至提議換下周恩來，讓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出任總理。過後不久，周恩來同意下台，但毛澤東又改變心意、原諒了他。

毛澤東再度勝利。一月三十一日，他以一份重要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條〉總結兩次會議的結論，它基本上訂下大躍進的方針，提出「苦戰三年」的口號。這成為他建設中國社會主義計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於是乎，毛澤東中國特殊發展道路的概念，最先出現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後來在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間發展，而它只能在赫魯雪夫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創造的後史達林環境中才能萌生。赫魯雪夫刺激了毛澤東，不僅加速史達林化，還牴觸赫魯雪夫的意向，決定性地排斥了蘇聯的發展道路。

史達林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原先激勵著毛澤東，現在已經失去動力。結果是始於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時的史達林化時代，現在完全走到結局。從現在起，不再適合談論史達林化，應該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化。同時，我們不該忘記，在政治及意識型態領域，毛澤東只不過是中國版的史達林主義，換句話說，它是中國版的共產主義。並且，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蘇式史達林化已經終結，史達林主義作為極權的政治及經濟權力制度的影響力，在中國並無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