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節錄）

二○○九年，台大名譽教授齊邦媛出版《巨流河》，引起海峽兩岸讀者廣大回響，為中國現代史留下一本珍貴的紀錄。她這本書，不僅敘述個人生命的經歷，更反映了大時代的身影與潮流。在她大作的感召下，我也寫下這本一生的紀錄。假如一個國家歷史的全貌，可由其人民一片片拼圖組成，這就是我的一片拼圖。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零二年。狄更斯先生《雙城記》有道：「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有信仰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我覺得這些語句也很貼切地描寫了中國及台灣過去一百零二年的歷史。
我現已年過七十。一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三九年出生到一九六五年赴美留學，在這個階段中，一些經歷影響了我的一生。

第一，極為坎坷的童年。

一九三九年，抗戰第三年，我出生於東北哈爾濱。一九四二年，父親因在大學參加祕密抗日組織，遭日本憲兵追捕，而逃往關內，從此展開他的流亡生涯。一九四五年，我隨著母親萬里尋親，從哈爾濱到西安與父親團聚。一九四七年，隨父母從西安回東北家鄉，由於國軍收復東北失利，全家又從瀋陽逃難到上海，再轉來台灣。所以從六歲到九歲，不到四年時間，我追隨著父母，走過大江南北，並且跨過台灣海峽。我的生命，可說是隨著國家命運而起伏，「國仇家恨」這四個字，在我童年的心坎即烙上深刻的印記。關於幼年流離失所，齊教授說她小學換過七所，我也換過四所。

第二，人生方向因偶發事物而改變。一九五七年五月，台北發生「劉自然事件」。一位美軍因細故槍殺國人劉自然，肇事者由美國軍事法庭審判，竟判決無罪釋放，引發數千台北市民搗毀美國駐華大使館之重大事件。我小時生於「偽滿洲國」、長於抗戰，民族意識特強，此一事件使我義憤填膺，深知「弱國無外交」，但更需要外交，所以將大專聯考原填之台大外文系志願，改為政大外交系，這一更改，決定了我一生的學業與事業。

另外一件事使我決定赴美留學。政大外交系畢業後，我於一九六四年順利通過特考，進入外交部北美司服務。服務期間，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向外交部建議，希望外交部每年能選拔兩位年輕外交官赴美深造，但外交部限於經費無法辦理。蔣廷黻先生是著名外交家及史學家，為我畢生最敬仰的前輩之一，他的建議啟發了我留美深造之心，在考取國內「中山獎學金」後，於一九六五年赴美留學。

我人生第二階段是從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二年，在美國生活了將近二十年。這個階段中，我遭受幾個強烈的衝擊。

首先，美國在一九六○與七○年代，正經歷兩個震撼整個社會的運動。其一是民權運動。這個運動中，黑人只不過要求和白人平等享受憲法下的公民權利，但許多地方政府對他們的回應是，用警棍、催淚彈、警犬、消防車水龍予以襲擊，甚至將他們拘提入獄。最後，領導民權運動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牧師，竟死於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槍下。

其二是反越戰運動。雖然大多數人民支持美國參加越戰，但是，反越戰人士指出，美國在越戰（一九六五─一九七三）投注的炸彈總數，是西方盟國在二次大戰所投炸彈總數的一倍，美國已將越南變成殺戮戰場。我來自一個以反共堡壘著稱的中華民國，面對美國主戰與反戰兩派之爭，我該支持哪一派？在以上兩個運動的影響下，我於芝加哥大學決定攻讀美國歷史與政治。

在美國面對的第二個衝擊，是一九七○年底，台灣與香港在美留學生發起了保衛釣魚台運動。它原本只是一個單純的愛國運動，但是翌年十月，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全美掀起一片「中國熱」。在這些發展下，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留學生分成左、右兩派。一派高喊毛澤東萬歲，以及回歸祖國大陸；另一派則堅持反共，並誓言與台灣共存亡。在這個對立之下，我應該站在哪一邊？

一九九七年，我出過一本小書《漂泊：中國人的新名字》，余光中先生在序中，對我在美國此時的遭遇，有這樣的描述：

如果說，漂泊的背景是江湖，則美國之為江湖對於作者更有雙重的疏遠（double alienation），一則因為人在異國，二則因為意識型態的分歧，在異國遇見的同胞往往形同陌路，甚或成為仇敵。內戰而要演到外國去，也太令人傷心了吧！

對我的第三個衝擊，來自歐美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革命的兩極化評價。一九七二年，位居美國研究中國問題首席地位的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說：「毛澤東的革命是數百年來，發生在中國人民身上最好的事情。」但是，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察哥里（Donald S. Zagoria），則認為中共在大陸的統治為所有暴政之首：「在所有的暴政裡面，有一種號稱要為受害人帶來好處的暴政最為嚴苛，因為施暴者自認良心無愧，而受害人卻感到其無比殘酷。」面對這些南轅北轍的評價，我該如何取捨？

在美國異鄉作客，國族意識自然濃厚起來，再加上海峽兩岸尖銳對立，使我在美國求學及任教期間，一直鑽研二十世紀中國的一些重大問題，例如共產主義革命為何成功？國民黨政府為何失敗並遷台？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統治下之功過為何？中國未來將往何處去？更重要的是：台灣生存的意義為何？她的前途何在？對我而言，這些問題已不僅是學術上的探討，其答案將決定我人生的方向。

對我的第四個衝擊，是一九七九年美國和台灣斷交並和大陸建交。當國家遭受如此重大打擊，我該如何共赴國難？午夜夢迴，「夢中憂患尚如山」之感常襲心頭。

我在美國將近二十年，幾乎都是在以上衝擊中度過，這些千迴百轉的心路歷程將在本書一一坦述。

一九七九年四月，美國和台灣斷交後四個月，我回台灣共赴國難。一九二五年，詩人聞一多結束在美國留學生涯，他回國時，他說他「只是跟著一個夢走罷了」。作家鍾理和在一九五六年出版《原鄉人》中有這樣一段話，「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所以，我也是跟著一個夢回來了；我在美國二十年思念台灣的血液，也因為回到原鄉而停止沸騰。

從一九七九年到今天，是我人生的第三階段，這三十多年，是我在台灣耕耘並與之相濡以沫的日子。

這三十多年，正值中華民國與台灣歷史上最有成就的時期。一九七○年代以來，在退出聯合國及美國與我斷交的打擊下，國內要求改革的呼聲與黨外爭取民主的運動同時出現，蔣經國總統厲行革新並進行十大建設；一九八○年代，他又做出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開放報禁等一連串重大決定，從此啟動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開放化及兩岸關係正常化的時代列車。

李登輝總統任內，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終結萬年國會，然後進行總統直選。二○○○年，民進黨陳水扁執政，是中華民國遷台五十五年後，第一次政權輪替。二○○八年，馬英九所屬國民黨重新執政，這是政權第二次輪替。根據許多西方政治學者的說法，一個國家政權經過兩次輪替，其民主政治即可鞏固，所以，今天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實的民主國家。

個人何其有幸，從一九七九年回國服務迄今，都能投身於此一使台灣脫胎換骨的再造大業。本書將個人經歷與感想寫出，為此一大業做見證。